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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且行异类托之冥权方以智逃儒归释的原因（第1页）

一、“且行异类，托之冥权”

——方以智逃儒归释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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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山文集前编》与《浮山文集后编》等著较详实地记录了方以智从一个“名噪海内”

[1]的“狂生”

到“且行异类”

的行迹。

崇祯十三年（1640）春，方以智中二甲进士。

同年秋，其父方孔炤因兵败下狱，方以智“上书为父解难，义悬于中，感动金石”

[2]。

次年，崇祯帝感于“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

而释其父。

崇祯十七年（1644）二月，方以智召对德政殿，痛陈救危方略；次月，北京城破，崇祯帝自缢于煤山。

方以智“既已哭东华，被贼执”

[3]，终于“万死”

中脱身。

此后，他“阴结山东、河北之忠义”

[4]，密谋举事。

可是，其“赤心苦节，明如日月，而坐为仇陷”

[5]，被阮大铖辈诬为“赎徒”

，遭到南明朝廷的追捕。

在冤案阴影的笼罩与压迫下，他不得不一表其间缘由。

收集在《岭外稿》（上中下）的很多文稿都在向朋友倒苦水、诉乡井仇隙之“横诬”

。

他在《寄张尔公书》中说：“智万死不屈于北都，北来之人无不人人知者，当时米吉士、韩雨公、汪子白诸人所亲见。

决我妻子南奔，告诸督镇以贼状，五月至南都，九月阮大铖用事，而节妇詈为**妇矣，冤哉！

冤哉！

嗟乎！

同郡之仇，君所夙恨，先祖家父历朝居乡，与薰获素矣。

戊寅岁，吴下同社顾子方、吴次尾辈以其为逆党之魁宿而揭之。

彼以为出自我，齰舌甘心，何所不至。

一旦柄用，翻先帝十七年之案，欲尽杀天下善人名士，何独于智而止于赎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