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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是冰火的两极,但是音乐仍然流畅而自然,充满浪漫主义的色彩,因此它兀然有别于前后风格相当的第7、第9、第10和第11号奏鸣曲。
《悲怆》已开始显露出贝多芬自己的独创性和独立个性,就像俄国的安东·鲁宾斯坦所言:“贝多芬写于18世纪末的几首奏鸣曲,就其精神而言,完全是19世纪的作品。”
著名钢琴教育家车尔尼是贝多芬最赏识的学生之一,后来,他也成为贝多芬为数不多的朋友之一。
据车尔尼的回忆,贝多芬曾对好友克鲁普赫尔兹说:“我对自己过去的作品不满意,从现在起我想开始新的旅程。”
于是,从作品31号开始,贝多芬的奏鸣曲踏上了“新的旅程”
。
1803年贝多芬的朋友塞巴斯蒂安·埃拉尔从巴黎送来一台大钢琴。
这台钢琴的构造不同于原来音乐家们使用的拨弦羽管键琴,它更适合贝多芬的风格、音乐的情感,强弱变化完全在扩大了的音区中表现出来。
贝多芬用它刚刚创作的奏鸣曲《华尔斯坦》来试琴,这首奏鸣曲的创作实际已经超越了当时音乐家们的想象力,而贝多芬几乎用上了所有琴键演奏了自己的新作品。
至今,这台钢琴仍然摆放在维也纳艺术历史博物馆中。
这时贝多芬的创作已经进入了繁盛时期,作品显得辉煌大气,随后的《热情》是人们最熟悉的一首作品。
乐曲极具戏剧性的起伏显示出喷薄而出的力量,这种情绪不是贝多芬个人的,而是贝多芬向往的自由与变革共同积蓄的力量。
终乐章的灿烂带着急切的情绪,需要演奏者具有高超的演奏技巧。
这首奏鸣曲的标题并不是贝多芬自己书写的,而是出版商因为读出了前后两个乐章雷霆万钧的“热情”
而命名的。
同样具有戏剧性的还有《告别》奏鸣曲,这首奏鸣曲与其他几首比起来,更具有叙事性,三个乐章分别具有自己的性格,但是他们三个之间存在内在的逻辑顺序和因果关系,像是在讲述一个完整的故事。
确实,贝多芬用这部音乐作品描述1809年法军进入维也纳时,鲁道夫大公出逃的事件。
三个乐章分别表现了“告别”
、“离去”
和“再会”
,非常形象而流畅的表达了大公离开维也纳,两人分隔两地和大公再次赴返时的情景和感情变化。
贝多芬从此也“告别”
了以前的创作风格,开始从中期进入晚期奏鸣曲创作,从此,他的风格与之前发生了显著的变化。
《D小调奏鸣曲》“暴风雨”
,是贝多芬32首钢琴奏鸣曲中争议最大的一首。
无论是思想、内容,还是他在贝多芬一生钢琴创作中的地位,音乐界的看法都有各种不同。
在思想性方面,著名作家罗曼·罗兰这样描述自己的看法:“暴风雨”
是贝多芬在音乐中直接表达思想的最突出的例证之一。
“这是他,就是他本人!”
罗曼·罗兰一针见血地指出。
这一时期贝多芬艺术独具一格地表达了《暴风雨》中的对立性,这是“无法遏止的急流,粗犷的力量”
和“高瞻远瞩思想的统治”
之间的对立。
这首奏鸣曲在构思上是美学和伦理学上的胜利,它摆脱了《月光》音乐发展中达到高峰时感情的动**不安,贝多芬在这部奏鸣曲中体现了与众不同的音响化效果,这是一个信号,它预示在贝多芬的创作体系中,一个英雄、革命的浪漫派的时期已经到来,贝多芬正在向心目中的新自由与向往挺进。
贝多芬的奏鸣曲所产生的影响在当时并没有爆发似的显现出来。
但是,事实证明它不仅仅是作曲技法、钢琴演奏上的突破,这些作品是一个音乐时代句号,也是另一个音乐时代的序幕,它们必然成为后世顶礼膜拜的对象。
它所具有的价值和魅力在于均衡地反映了贝多芬整个音乐创作生涯的各个时期,体现了他一生所经历的漫长的音乐和精神之旅,并反映一个时期社会的潇洒和优雅,完美地展示了一种特定的音乐形式在天才作曲家手中所能达到的高超的技巧和丰富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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