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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文化发展水平的测度与文化指标（第1页）

第一节文化发展水平的测度与文化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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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化测度及其发展背景

测度，即以一个确定的测量行为或方法来获取某种有用的信息、数据。

经济发展水平的测度我们比较容易理解和使用。

譬如各个国家和地区通常采用的GDP（GrossDomesticProduct）即国内生产总值，是指在一定时期内，一个季度或一年时间段内，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中所生产出的全部最终产品和劳务的价值。

它通常被用来反映一个国家的经济表现及一国的国力与财富。

还有用物质生活质量指数（PhysicalQualityofLifeIndex，PQLI）来间接衡量经济发展水平的，它是由预期寿命、婴儿死亡率、识字率组成的综合指数。

一般而言，指标、指数均需以统计为前提，统计数据在经过采集并根据一定的方法加以整理之后，便可以使用于指标和指数中。

由于文化除了部分可以通过物质表现以外，还有大部分属于精神领域，复杂而难以量化把握，因此，人们对文化发展水平的测度尚处于探索当中，还未形成较为成熟的、普遍公认的测量方法及理论。

这使得文化统计数据不如其他社会经济统计数据那样易于获得，相关文化统计工作也不完善，这成为影响文化发展水平测度的一个重要原因。

尽管如此，对文化发展水平进行测度，仍有其现实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随着各个国家和地区对文化政策与措施重视程度日益增强，如何通过科学的管理方法促进社会文化的发展成为一项重要的研究课题。

发达国家和地区及很多国际组织都在努力尝试用定量的方法建立监测文化状态、文化活动、文化成果和价值等文化环境的统计信息系统。

这一潮流从北美开始，后来波及欧洲乃至全球。

文化测度研究的兴起，事实上与两个社会背景有密切联系。

一是社会指标运动。

20世纪六七十年代，在世界范围内形成了一个研究社会指标的热潮，学者及政府部门都加入了研究行列。

美国社会学家鲍尔等人认为，社会指标是一种用来量度具有普遍社会意义的社会状况的工具。

也有学者指出社会指标是社会发展的指示器，以统计数字和数列定量地探测和预测社会的变化，便于人们对社会主要方面的状况作出简明的、综合的和公平的判断。

社会指标能够使我们在价值和目标方面判别出“我们现在处于何处”

、“我们正往何处去”

，以及评价某项专门计划及其后果。

文化指标本质上属于社会指标范畴之内，用于描述文化艺术活动的开展、公民的文化素养及文化需求状况，无疑，对文化政策、文化产业的发展也可以起到观察、监测、评估的作用，不同文化指标的综合运用为国家文化政策的长期实施、为特定政策的制定提供了判定的标尺。

文化测度研究对社会发展的促进意义已被大多数国家所认可，现在已成为文化政策研究领域的有机组成部分。

还有一个是新公共管理思潮。

新公共管理（NewPubliagement，NPM）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兴起于英、美等西方国家，随后蔓延影响全球的一种新的公共行政管理理论和管理模式，是近年来行政改革的主导思想之一，它以现代经济学为自己的理论基础，主张将私营部门和工商企业的研究方法用于公共部门，强调市场竞争、政府工作的绩效评估、行政过程的透明取向、成本效率和顾客导向等。

受该思潮影响，公共文化行政部门需要开发合理的监测手段来达到其经济、效率和效益的价值目标。

因此，文化指标及文化测量研究被提上日程。

文化发展测量首先出现在对不同文化机构、场馆的基本设施及服务的普查上。

譬如机构数量、场馆数量、场馆面积、座位数、活动数量、观众参与情况及出席率等。

随着文化经济的兴起，文化引发的经济功能日益获得政府的重视，为了证明政府投入可以带来巨大经济效益和社会效能，相关的文化测量及统计数据被纳入政府管理手段中，并在相应统计列表中体现，成为政府财政投入的有效依据。

总体来看，对文化发展水平进行测度并运用于文化管理中，发达国家和地区已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实践证明具有一定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

但总的来说，由于文化问题的复杂性、文化统计的困难等多种原因，文化测度还处于不完善状态，仍需要不断发展。

我国文化统计纳入国民经济统计体系的历史很长，但专门的文化指标却没有系统地建立和运用。

[1]改革开放实行市场经济以来，转变政府职能、提高公共管理绩效、建立公共服务型政府成为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核心目标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