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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考古发现中的文明曙光（第1页）

第二节考古发现中的文明曙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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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人类出现到文明产生，这几百万年时间是人类发展史上最为缓慢、曲折、艰难的时期。

在这一时期的绝大部分时间里，人类的处境，其生存状态，并不比那些在他周边活动的野兽为优。

不过，正是在这漫长岁月里的艰辛摸索，人类逐渐取得了三项关键性成就，为突破混沌、开创文明准备了最为根本的条件。

这三项成就是：第一，人类的体质进化的完成，这在距今四五万年前，随着晚期智人的出现而达到圆满结果，人类成为地球上唯一有着复杂的思维能力并掌握了繁复的语言沟通技巧的物种；第二，人类社会关系网络的形成，正是这一点使动物界中身型不过中等，无坚牙利爪可恃，无长角厚皮可用的人类能够利用集体的力量成为这个星球上拥有绝对优势的物种；第三，人类在漫长的采集狩猎生涯中逐渐积累了丰富的动植物知识，而这些知识，在合适的地点，合适的条件刺激下，有可能使人类突破相沿已久的渔猎采集生活，成为食物生产者，从而最终摆脱动物式的自发生存状态，变简单被动地适应环境为积极主动地利用、改造环境。

在地质年代表上，距今1万年以来的时代，属于新生代第四纪的全新世。

全新世是人类在地球上居于统治地位的时代。

与以往任何地质时代都不一样的是，在全新世，地球的自然状态被打破，人类的创造物极大地改变了地表景观；亘古以来的地球上各物种间的关系、相处模式，也因为人类的介入而发生了极大的改变。

这一切的源头，是开始于距今1万年左右的农业革命。

大约1万年前，随着第四纪最后一次冰期的结束，冰河开始融化、冰川后撤、全球气候转暖。

欧亚两洲的冰原地区被森林和草原所取代，在非洲，全球冰期时的多雨气候转为干旱气候，植被和动物群也随之发生变化。

更新世的不少大型动物灭绝，适于森林草原地区的中小型动物和鸟类增多。

气候的改变导致人类的生活环境发生变化。

由于周边地区变成荒漠，一些地区在短时间内涌入了大量外来人口，如非洲的尼流河谷、近东的河谷丘陵地带（也许还有中国的黄河流域）。

人口剧增必然会加重生存的压力。

这时一些人就转而寻求更有保障的食物来源，比如，他们会将种子撒播地上，等待它们结出更多的籽食，或者喂养捕获的幼兽，待其长大后再食用，帮助母兽繁殖、哺育小兽等。

最初的农业革命就这样发生了。

上文说过，人类在漫长的采集狩猎生涯中积累了丰富的动植物知识，这些知识是农业革命得以发生的前提条件。

不过，仅有这些知识，或许会出现一些种植植物或驯养动物的个人行为，但要使这种早期的个人行为扩散到广阔地区，并最终导致全人类生产和生活方式发生根本改变，则需要一些能够影响全人类的力量的推导。

尽管学者们对于究竟有哪些力量，这些力量又是如何推动了农业革命的发生，还存在着不同的意见，但气候剧变所导致的生存压力无疑是特别值得注意的。

毕竟，比起采集狩猎生活来，农耕生活要辛苦得多，也乏味得多，如无巨大的生存压力的驱迫，人不可能主动去选择承担农耕所需要的巨大劳动。

农业革命在全球不是同步发生的。

从旧石器时代晚期（对应于古人类学上晚期智人生活的时代）开始，人类发展的差距就被人为地拉开、拉大，一些地区在大约1万年前就已发生农业革命，在5000多年前就发展成为地区性的文明中心，另有一些地区则一直到公元1500年前后的地理大发现时代，还不知农作为何事。

在那些发生农业革命的地区——最早培养出了适于种植的农作物和适于驯养的动物的地区，农业出现的时间也很不一致。

从距今约1万年前到距今5500年前，地球上出现了3个主要的早期农耕中心：西亚、东亚（包括南亚）、中南美洲。

西亚是麦类作物的原产地。

距今约1万～9000年，居住在今伊朗西南部波斯湾沿岸山地、土耳其中部和西部的丘陵山地、东地中海沿岸的约旦、巴勒斯坦、黎巴嫩等地区的先民已从事原始农业并驯养动物。

东亚则以兴起于黄河中下游地区的旱地粟作农业和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水稻种植为代表。

中南美洲是玉米、土豆、南瓜等高产作物的故乡，此地先民在距今5500年左右开始了农耕生活。

中国的新石器时代原始农业起源的时间在距今1万年左右，和西亚地区约略同时。

中国的农业起源分南北两大系统，南方是稻作农业系统，北方是小米和黄米黍粟类农业系统。

南方发现的最早的农耕遗址集中分布在长江中下游地区。

位于长江中游的湖南道县玉蟾岩遗址，距今约1万年以上，在这里发现了十分原始的陶片和水稻谷壳。

同样位于长江中游的湖南澄县彭头山遗址，距今9000～8000年前，这里发现有目前已知的全世界最早的水稻田及配套的灌溉设施。

位于长江下游滨海地区的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距今约7000～4800年，是一处典型的稻作耜耕农业遗址，这里发现了成批的骨耜木铲，用于水稻农业中开挖排灌渠道和翻土整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