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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花转世（第1页）

桃花转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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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念陈超

桃花刚刚整理好衣冠，就面临了死亡。

四月的歌手，血液如此浅淡。

但桃花的骨骸比泥沙高一些，

它死过之后，就不会再死。

古老东方的隐喻。

这是预料之中的事。

生命在轮回中繁衍并且死去，犹如诗歌的变形记，词语的尸骨与感性的妖魅同时绽放于文本与创造的过程之中。

仿佛前世的命定，我们无法躲避它闪电一样光芒的耀目。

多年以后，诗人用自己的生命重写或刷新了这些诗句，赋予了它们以血的悲怆与重生的光辉。

我在悲伤中翻找出了这些诗句，《我看见转世的桃花五种》。

发现在经过了二十余年之后，它们还是盛放在时光与历史的黑暗与恍惚之中，那么充满先知般的睿智和预言性，谶语一样充满不可思议的验证性，还有宿命般不可躲避的悲剧意味……作为一位批评家，陈超不止留下了他思想深远的批评文字，也留下了传世的诗篇，这是一个足以让人慰藉而又悲伤的结局。

我是在11月1日这个阴冷的秋末初冬日，听说这不幸消息的。

在前往机场去外地参加一个学术年会的路上，一位河北籍的诗人发来了这让我难以置信的消息。

我努力搜寻着记忆中的蛛丝马迹，觉得没有什么理由是能够如此残酷地终结一切—用了如此残酷的方式，带走了他那安静而深沉的思想，那睿智而又坚定的生命。

我一直希望能够求解，是什么力量巨大到能够战胜他对生命的热爱，对亲人的责任？在二十几年的交往中，我一直认为他是一个理性而强韧，始终持守着一个知识分子的精神节操与处世原则的人，他既不会轻易地沉沦于世俗世界，又缘何会如此突然地听从于死亡与黑暗的魔一样的吸力？

让我还是小心地回避这些敏感而无解的话题。

我既不能像尼采那样放着胆子赞颂“自由而主动的死”

，也不愿意像世俗论者那样去无聊地谴责自杀是一种罪过。

没有谁能够真正清楚他所承受的不可承受，他所抗争的不可抗拒。

一个人活过了知命之年，如果不是无法承受的疼痛，不会取道这样的终局。

在海子走了二十五年之后，一个原本比他还要年长的诗人，不会是怀抱着他那样的青春壮烈，而是怀着深入中年的荒寒与悲凉，在彻悟中飞跃那黑暗的一刻、那存在之渊的黑暗上空的。

历史必将会重新钩沉和彰显这一代诗人所经历的精神历程。

每一代诗人都需要而且拥有自己的精神履历，这很重要，有一天人们在记忆这个时代的诗歌时，也会将之在历史化的同时完成其诗化的过程。

很显然，我们在叙述浪漫主义的群星或者白银时代的宿将之时，不会只是叙述那些散落的文本，而一定会最终为他们描画出一幅精神的肖像，说出他们感人的故事与命运的传奇。

这才是诗的方式。

陈超的《我看见转世的桃花五种》，既是时代的精神肖像，一代人成长中精神悲剧的见证，伤悼，同时也是成人礼。

它的重要不会由于哪一个人说什么而变动，而是必将会升华的那一种，成为一代人诗歌与精神的传奇的那一种。

我对这一点深信不疑。

某些个人的创痛固然是一个人命运的内在因由，但向来历史的足迹也正是由于无数个体的偶然而共同生成。

更何况，那些重要的灵魂永远会在这个过程中起着精神的凝炼和聚集的作用，即便我们不再痴迷黑格尔式的历史想象，也希望这一点能够永存。

至少，我们也会将之看作一种时代的精神现象学—像荷尔德林标志着一个时期或一个类型的德国的诗歌精神，像普希金和莱蒙托夫标志着俄罗斯诗歌中的某种精髓一样。

为什么我们历经和见证了这么多的忧郁和死亡？为什么我们时代最优秀的诗人们有如此之多的沉浸于这般壮丽而令人悲伤的死亡想象？

我不能回答，但我知道，这些诗，必将刻上他自己的纪念碑，并且永存于这一代人的记忆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