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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干部服的旧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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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一生似乎都穿着一种叫作“中山装”
的干部服,但内里藏着的,却是一颗旧文人的心。
在当代文学中,孙犁是一个奇特的个例。
一方面,作为一个有着“解放区文学”
写作经历的作家,他一直靠自己的抒情和诗意特色保持了较强的文学性,即便是在“极左”
的年代也是如此;另一方面他还保持了“升值”
的势头,在“革命文学”
逐渐淡出公众和研究者视野的80年代,他却大有硕果仅存、水落石出的势头。
而自90年代以来,随着“十七年文学”
被重新发掘研究,作品为数并不甚多的孙犁也几乎成为了“由边缘进入了中心”
的范例。
那我们要问:为什么能够这样?孙犁依靠什么能够独享这一荣耀?
很显然,是他作品中比较丰厚的传统元素、旧文人的趣味和比较边缘的写作视角帮助了他,在意识形态的宏大叙事受到质疑和反思的年代,孙犁反而凸显了他与文学的核心价值之间的关系。
我们马上就可以举出这类例子:《铁木前传》。
这是他50年代写得最重要的作品之一,既叫“前传”
,计划中必然还有“后传”
—虽然并未实现。
其整体布局的原意,大概是想写解放后的新生活给农民带来的新变化。
作为一部表面上的“歌颂体”
小说,它要正面描写新人和新气象,比如铁匠家的九儿,还有木匠家的四儿,他们和政治靠得紧,是小说中正面歌颂的人物,作品也预示了他们之间会产生志同道合的爱情,但关于他们的故事小说中恰恰着墨很少,只是处理为很次要的和隐含的线索。
而叙述中旁枝斜出盘桓过多的,倒是关于不走正路的六儿,和另一个招蜂引蝶怪异风流,颇有“狐媚”
气质的另类人物—小满儿,不仅写她和六儿的“鬼混”
,甚至小说中作为作者(叙事人)影子的一个人物—“干部”
(原文中为“专门来了解人的干部”
—意为作家的角色)也掺合其中,且住进了小满儿寄居的姐夫黎大傻家里,并与她玩起了深夜交谈和身体亲近的游戏—当她一大早闯进干部的房间,在他的头前翻找东西的时候,她的胸部竟然“时时磨贴在干部的脸上”
,后来又在一个夜晚“几乎扑进干部的怀里”
,这样的着墨方式对于一个历练已久的革命作家来说,显然是过分和不得体的,对于该小说叙事的安排而言,也实无必要。
尤其是,在一些关节点处,作者还莫名其妙地替上述人物抒起情来,更显得与小说的叙事口吻不相协调。
抒情者究竟是谁呢?缘何会出来一个抒情者?“童年啊……”
说的是谁?读者很难弄得清楚。
究其原因,作家为何这样闯到前台,“忘情”
地出笔呢?唯一的原因就是他的趣味左右了自己,主题没有控制作者,而隐含的旧趣味却支配了叙事,他喜欢的人物大书特书,而浮在面上的人物则敷衍了事,成了幌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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