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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城镇化道路上的农村社会管理创新（第1页）

新型城镇化道路上的农村社会管理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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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永芳[1]

由于城市化进程不同和中国中、东、西部的地域差异，以及人口流动背景下农村社会体受到的不同程度的冲击，不同农村社区的发展情况必然不同，这种差异产生了不同的农村社区类型。

不同的社区类型所对应的社会建设的需求是不同的，对于有关民生的社会政策需求和有关和谐稳定的社会管理需求也不尽相同。

因此，农村社会管理创新，在横向上必然需要遵循不同的社会需求而采取不同的管理体制和机制，才能达到最佳效果。

而农村社会管理的创新经验在推广时也必须参照不同社会管理模式的边界条件，做到有的放矢。

本研究通过对农村社区类型的界定，探明不同类型农村社会管理的公共服务需求，明确不同类型农村社区社会管理创新的实践特点，发掘农村社会管理体制机制的边界条件。

十八大报告提出，在“改善民生和创新管理中加强社会建设”

，指出“城乡一体化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

。

“统筹推进城乡社会保障体系建设”

为农村社区社会管理提供了发展方向。

在城市化背景下，农村面临各种利益纠纷和利益需求，农村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更需要创新。

我国有三万多个乡镇、六十多万个行政村。

由于地理环境、历史文化、经济条件、交通状况等具体情况千差万别，农村社区建设也呈现复杂多样的特点。

任何一个具体的农村社区都离不开地理环境、农村人口、农业经济、农村文化四个基本要素，这是农村社区发展的先决条件[2]。

农村社区建设与管理，即在优先保证重点建设四大基本要素的基础上，建设农村社区组织和公共设施，发展社区服务和社区保障，营造良好农村社区治安环境等。

但是农村建设同时离不开两个大的社会背景：一个是城镇化背景；另一个是劳动力外流。

正是受这两大社会背景的影响，农村的人口、经济、文化甚至地理环境都在发生着动态的变化，对农村建设的研究也一定是以这种动态变化为前提的。

这种动态变化，使得与之配套的社区组织、公共服务、社区保障、治安等也都呈现不同的特点，而与之相应的社区建设和管理的内容和模式也在这种动态变化中各有侧重。

一、农村社区分类

在传统社会，中央政府对农村社会的管理与控制主要是依托农村社会内的自组织，即宗族组织。

20世纪初，传统文化的合法性受到了彻底质疑，农村社会依托伦理、礼俗而实践的社会管理机制受到了极大的冲击[3]。

到了集体化时期，是国家在政治资源和社会资源双重匮乏的情况下，将基于苏区经验形成的政治沟通系统扩展至全国范围，从而使得整体意义上的传统农村正式转变成为基层社会[4]。

国家与社会合为一体以及资源和权力的高度集中，使国家具有很强的动员与组织能力，但这一社会结构却较为僵硬、凝滞[5]。

20世纪90年代市场化改革的深入与拓展，使得农村的社会流动增加，农村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即是个体与组织的异质性增强，乡村社会内各个体与组织的分化加剧，这对当前农村社会的管理提出了新的任务[6]。

2000年前后，中国农村发生了一场剧变，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7]。

一是治理之变，农业税的取消使得农村基层治理制度开始发生变化，乡村体制改革的方向，是将国家行政力量撤出农村基层。

二是随着农村两次脱离农业的**（乡镇企业兴办、农民工进城），现代性因素也向农村社会全方位渗透。

带有消费主义特征的传媒进入农村，使得相对封闭的村庄开始解体，传统文化和地方信仰被严重挤压。

三是基础结构之变。

农村社会基础结构的变化包括家庭结构的变化、妇女地位的提高等，构成乡村治理和社会秩序基础的农村社会关联状况，这种变化影响并决定了乡村治理的状况及最终的制度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