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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何谓生命政治学（第1页）

第一节何谓生命政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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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溯生命政治学的原初语境可知，福柯虽然并非生命政治概念的创造者，但生命政治学作为系统的理论被明确阐释，毫无疑问肇始于福柯。

福柯在法兰西学院的系列讲座中，并未明确界定“生命政治”

的概念，在其文本中生命政治通常与生命权力具有相同的涵义。

生命权力是与君主权力相对立的一种新型权力，从权力和生命之间的关系来看，君主权力是一种“刀刃的权力”

，其本质是一种“使人死”

的权力；生命权力是一种“负担生命责任的权力”

，其本质是一种“使人活”

的权力。

在《必须保卫社会》中，福柯揭示了政治权力对生命操作的这种根本转变：“我认为，19世纪政治权利的重大变更之一就是，我不说正好是代替，而是补充这个统治权的古老权利（使人死或让人活），用一种新的权利，它不会取消第一个，但将进入它，穿越它，改变它，它将是一种恰好相反的权利，或毋宁说权力：‘使’人活和‘让’人死的权力。

君主的权利，就是使人死或让人活。

然后，新建立起来的权利是：使人活和让人死的权利。”

①

福柯把19世纪欧洲新建立起来的“使人活”

的政治权力称为“对于生命的权力”

，即“生命权力”

（bio-pouvoir）。

从君主统治权的“使人死”

到对于生命的权力的“使人活”

，标志着生命权力的诞生。

生命权力何以能够使人活?福柯考察了18世纪欧洲的两种新型的权力技术形式，即18世纪初的规训肉体的技术和18世纪末的调节生命的技术。

这两种权力技术形式在不同层面提高生命、生产主体。

具体而言，18世纪初西方社会在医院、监狱、军队、工厂、学校等机构普遍出现一种新的技术系列，它们通过纪律、层级监视、规范化裁决、检查、矫正等手段对人体进行零敲碎打和精心操纵，不断生产驯顺且有用的肉体。

正如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中所指出的那样：“当时产生了一种支配人体的技术，其目标不是增加人体的技能，也不是强化对人体的征服，而是要建立一种关系，要通过这种机制本身来使人体在变得更有用时也变得更顺从，或者因更顺从而变得更有用。”

②对生命主体而言，“肉体被要求能够驯顺地适应最细微的动作”

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