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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书到言与司空的监督（第1页）

五、“书到言”

与司空的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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奏请得到皇帝裁可成为诏书后，二府还对执行诏书提出要求并督促执行，具体表现在碑文第10—11行。

司徒、司空两人的上奏于元嘉三年（153年）三月廿七日进呈皇帝，当日获准。

同日，两人将诏书下发魯相，在诏书行下之辞中不仅有“承书从事下当用者”

之类的套话，还进一步对担任卒史者的条件提出若干具体要求：

选其年册以上，经通一艺，杂试通利，能奉弘先圣之礼，为宗所归者。

要求涉及年龄、经学修养、课试成绩、礼仪上的表现，以及在孔氏宗人中的声望等。

①概括而言，这是察举中所强调的“经明行修”

的具体化；而将候选者的年龄设定在四十以上，并要通过考试，应是顺帝阳嘉元年（132年）开始的左雄新制的继承与延伸。

②这些对诏书的补充亦可视为二府追加的命令③，后面附上“如诏书”

一句，强调要像诏书一样对待。

鲁相平在六月给司空的回复中称作“司徒司空府壬寅诏书”

，显然是将二府的命令包括在壬寅诏书中。

行下之辞最后云“书到言”

，要求鲁相接到诏书后需呈交答复，便是司徒、司空——在此处则是司空——监督诏书执行的具体体现。

在下达的诏书后追加命令，已知最早的一例见《史记·三王世家》。

针对霍去病三月乙亥的上奏，武帝制曰“下御史”

，“六年三月戊申朔乙亥，御史臣光守尚书令、丞非：下御史，书到言”

，随即丞相等集议后上言，附和霍去病的建议。

④这里的“书到言”

乃是守尚书令等据武帝制书补充的命令，目的是要听取众大臣的意见。

比较完整的例子见甘肃敦煌悬泉置遗址出土的西汉元始五年（5年）“诏书四时月令五十条”

。

王莽的上奏得到皇太后的制可后逐级下达，尽管行下之辞有残损，但仍有共三处出现了“到言”

（94行）、“书到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