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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疑古思想（第1页）

第二节疑古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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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新文化运动**之后，钱玄同放弃了“欲废孔学，欲剿灭道教，惟有将中国书籍一概束之高阁一法”

的偏激态度，他在一次演讲中说：“说扔下毛厕吧，说束之高阁吧，这自然都是指应该有这样的精神而言，自然不是真把一部一部的古书扔下毛厕或束之高阁。”

[40]他赞同胡适提倡的整理国故的主张，开始致力于疑古辨伪工作。

钱玄同的疑古思想，从思想渊源上看，主要来源于清中叶后复兴的今文经学，但同时也受到中国历史上其他疑古思想的影响。

在中国历史发展过程中，虽有崇故信古的习惯，但也有疑古辨伪的传统。

从汉代的王充，到唐代的刘知己、啖助、赵匡，宋代的欧阳修、郑樵、朱熹到明、清两代的胡应麟、崔述、姚际恒、阎若璩，这一传统尽管微弱但一直存在并连续不断。

钱玄同在日本时期就极其欣赏刘知己的疑古思想。

[41]在整理国故过程中，钱玄同积极主张继承前人的疑古思想和辨伪成果。

在这方面，钱玄同有许多论述，他说，“不但对历史，一切‘国故’要研究它们，总以辨伪为第一步，前代学者如司马迁、如王充、如刘知己、如顾炎武、如崔述诸人，都有辨伪的眼光，所以都有特到的见识”

。

[42]研究国学“要注意前人辨伪的成绩，要敢于疑古。

治古史不可存‘考信于六艺’之见”

。

[43]，“学术之有进步全由于学者的善疑”

。

[44]钱玄同的疑古思想可以说是对中国历史上疑古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经过新文化运动洗礼，钱玄同在继承历史上的疑古思想的同时，也开始超越历史上的疑古思想。

他认识到历史上的疑古辨伪有许多不足，“推倒汉人迂谬不通的经说，是宋儒；推倒秦汉以来传记中靠不住的事实，是崔述；推倒刘歆以来伪造的古文经，是康有为。

但是宋儒推倒汉儒，自己取而代之，却仍是‘以暴易暴’，‘犹吾大夫崔子’。

崔述推倒传记杂说，却又信《尚书》与《左传》之事实为实录，康有为推倒古文经，却又尊信今文经，甚而至于尊信纬书，这都未免知二五不知一十了。”

[45]钱玄同认为产生局限的原因在于他们的疑古动机，“彼（崔述）对于经信为确实事实，且动辄用主观的尊圣观念评判，皆其所短。

然此等毛病，两千年来学者皆然”

。

[46]“康氏之《伪经考》本因变法而作，崔师则是一个纯粹守家法之经学老儒，他们一个是利用孔子，一个是抱残守缺，他们辨伪的动机和咱们是绝对不同的。”

[47]钱玄同主张的疑古主要是从学术出发，他对友人说，“辨伪诚是整理国故中的第一件大事，但辨伪的意思是完全为求真相。

就是对于大家都说是张三作的文章，我们觉得有些可疑，于是考证，考证的结果断定这是李四作的，不是张三作的，如此而已。

至于张三李四的好坏优劣，这是另一问题，李四的话也许简直就是胡说，也许略有道理，也许和张三有同等的价值，也许过于张三远甚，决不可一概抹杀。

譬如《礼运》和《周礼》，说它不是孔丘和姬旦作的，这是不错的，至于它的价值，不但《周礼》的组织远非姬旦所能梦见，即《礼运》的思想，恐怕也比孔丘要进步了。”

[48]他在公开发表的文章中写道：“考辨真伪，目的本在于得到某人思想或某事始末之真相，与善恶是非全无关系。”

[49]可以说，历史上的疑古之思是为崇经尊圣而发，而五四后的疑古则是去掉崇圣尊经之见，以求真为目的，为学术之探讨。

这样，五四时期的疑古辨伪就超越了历史上的疑古辨伪，而具有了新的意义。

钱玄同进而认为，“辨古书的真伪是一件事，审史料的虚实又是一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