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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高宗初政与朱子学的提倡（第1页）

一、高宗初政与朱子学的提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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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高宗在位60年，自乾隆三年（1738年）首举经筵，至乾隆六十年（1795年）逊位，经筵讲学凡举51次。

高宗初政，一遵其父祖旧规，经筵讲学皆于每年春秋各举一次，以示崇儒重道，孜孜向学。

自乾隆十二年以后，除十八年举经筵于仲秋，其他各年皆于仲春举行。

[1]

乾隆元年正月，高宗改元伊始，即面临御史谢济世著《学庸注疏》，以立异朱子一事。

据议政之诸王、大臣称：“谢济世进自著《学庸注疏》，于经义未窥毫末。

其称明初尊朱之令，以同乡同姓之故，名为表彰圣贤，实则推尊本朝。

尤属谬妄无稽，甚为学术人心之害。”

疏上，高宗采纳诸王、大臣议，将谢氏所著之书“严饬发还”

[2]。

二月，他又就谢济世著述和另一御史李徽所奏，请将《孝经》与《四书》并列一事颁谕，严加指斥。

据云：

谢济世请用其自注《学庸》，易朱子《章句》，颁行天下。

独不自揣己与朱子，分量相隔如云泥，而肆口诋毁，狂悖已极。

且谓明代以同乡同姓，尊崇朱子之书，则直如爨下老婢陈说古事，虽乡里小儿，亦将闻而失笑也。

李徽欲以《孝经》与《四书》并列为五，立义支离，属辞鄙浅。

于宋、元大儒所论《孝经》源流离合，曾未寓目，即欲变乱历代论定，列于学官，数百年不易之旧章，亦不自量之甚矣。

[3]

乾隆三年正月，高宗服丧期满，颁谕礼部，筹备举行经筵讲学。

他说：

朕惟《四子》、《六经》，乃群圣传心之要典，帝王驭世之鸿模。

君天下者，将欲以优入圣域，茂登上理，舍是无由。

我皇祖圣祖仁皇帝，皇考世宗宪皇帝，时御讲筵，精研至道，圣德光被，比隆唐虞。

朕夙承庭训，典学维殷，御极以来，勤思治要，已命翰林科道诸臣，缮进经史，格言正论，无日不陈于前。

特以亮阴之中，经筵未御。

兹既即吉，亟宜举行。

所有典礼，尔部其诹日具仪以闻。

[4]

二月二十四日，首举经筵大典。

儒臣先讲《论语·为政》，高宗旋宣讲论；儒臣再讲《尚书·舜典》，高宗再宣讲论。

此后，除乾隆五十四年君臣所讲皆以《论语》为题之外，先《四书》，后《六经》，遂成乾隆一朝经筵讲学之定规。

其间，凡讲《论语》26次，《孟子》4次，《大学》9次，《中庸》11次，《周易》24次，《尚书》24次。

乾隆五年十月，鉴于理学不振，高宗颁发长篇谕旨，提倡读宋儒之书，研精理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