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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关于学案释名的困惑（第1页）

三、关于学案释名的困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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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学术史上，学案体史籍的定型，时当明清鼎革，是由阳明学的杰出传人黄宗羲来完成的。

而在黄宗羲著《明儒学案》之前，今天我们尚能见到的几部早期学案史著述，譬如《诸儒学案》、《圣学宗传》、《理学宗传》等，也都出自阳明学传人之手。

可见阳明学的贡献不仅在于思想史，而且在史学史、文献学方面也是卓有成就的。

当然，我们这样说并不意味着学案体史籍是由王阳明及其后学所创立，事实上其雏形的问世，渊源要深远得多。

20世纪初，梁任公、陈援庵两位先生谈学案渊源，一致推祖于朱熹的《伊洛渊源录》，且进而追溯到禅宗的宗史和灯录。

梁先生说：“唐宋以还，佛教大昌，于是有《佛祖通载》、《传灯录》等书，谓为宗史也可，谓为学术史也可。

其后儒家渐渐仿效，于是有朱晦翁《伊洛渊源录》一类书。”

[1]援庵先生唱为同调，也说：“自《灯录》盛行，影响及于儒家。

朱子之《伊洛渊源录》、黄梨洲之《明儒学案》、万季野之《儒林宗派》等，皆仿此体而作也。”

[2]如此谈学案源流，这无疑是两位大师的卓识。

但两位先生并未将所论展开，而后继者又罕作进一步的梳理。

因此，究竟什么叫学案，应当给它下一个怎样的定义，久久少有学人董理，迄今尚未形成定说。

20世纪80年代中，中华书局陈金生、梁运华二位先生整理《宋元学案》蒇事，陈先生撰文指出：“什么叫学案？未见有人论定。

我想大概是介绍各家学术而分别为之立案，且加以按断之意（原注：案、按字通——引者）。

按断就是考察论定。

因此，学案含有现在所谓学术史的意思。”

[3]陈金生先生的此一解释无疑是一个富有启示意义的创获，唯似嫌尚欠周密。

看来要解决这个问题，还得追溯到《伊洛渊源录》上去。

《伊洛渊源录》凡14卷，全书以首倡道学的程颢、程颐为中心，上起北宋中叶周敦颐、邵雍、张载，下迄南宋绍兴初胡安国、尹焞，通过辑录二程及两宋间与之有师友渊源的诸多学者传记资料，据以勾勒出程氏道学的承传源流。

在朱熹繁富的学术著作中，《伊洛渊源录》尽管只是他思想发展早期的著述，不仅尚未取得定本形态，而且朱子在其晚年还对该书发表过否定性的意见，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可以因之而忽视这部著述的学术价值。

恰恰相反，南宋理宗时期以后，随着赵宋王朝对道学的褒扬，尤其是元初统治者的推尊，朱熹学说高踞庙堂而成为官方的意识形态。

于是《伊洛渊源录》大行于世，迄于明清，影响历久而不衰，从而显示出它重要的学术价值。

元明以后，在传统的史籍编纂形式中，学案体史书之所以能够别张一军，《伊洛渊源录》确有首倡之功。

在中国古代，董理学术史的风气形成甚早，先秦诸子之述学已然开其端倪。

自司马迁著《史记》，班固著《汉书》，以《儒林传》、《艺文志》梳理学术源流，遂奠定藩篱，规模粗具。

然而结撰专门的学术史，则无疑应自朱熹《伊洛渊源录》始。

朱子此书的可贵，就历史编纂学的角度言，乃在于它既立足纪传体史籍的传统，又博采佛家僧传之所长，尤其是禅宗灯录体史籍假记禅师言论，以明禅法师承的编纂形式，从而使记行之与记言，相辅相成，融为一体，最终开启了史籍编纂的新路。

宋明数百年，是理学时代。

理学的兴起，从学术发展的内在逻辑讲，固然有佛学夺席，颉颃争先的刺激，所以理学中人无不以辟佛相号召。

然而在中国传统学术中，儒佛相互渗透，本属互补。

作为理学的学术渊源之一，佛学之于理学，在其兴衰的全过程中，影响潜移默化，或明或暗，不惟欲去而不能，而且波澜起伏，绝非人们的主观意志所能转移。

因而理学中人之为学，每多参禅经历，程、朱、陆、王，莫不皆然。

于是宋明数百年间，语录体著述的充斥书林，也就不足为奇了。

明中叶以后，阳明学崛起，以讲求简易直截的“致良知”

为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