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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中国与近代世界的大变局（第1页）

附录中国与近代世界的大变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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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代备边，多在西北，其强弱之势，主客之形，皆适相埒，且犹有中外界限。

今则东南海疆万余里，各国通商传教，来往自如，麇集京师及各省腹地，阳托和好之名，阴怀吞噬之计，一国生事，诸国构煽：实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

轮船电报之速，瞬息千里；军器机事之精，工力百倍；炮弹所到，无所不摧；水陆关隘，不足限制：又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

这是同治十三年（1874）李鸿章对中国的国际地位之观察，时人多以为他言过其实，今人定觉得他的看法还不透彻。

关于这一点，我们在下文里当再讨论。

我们现在不过要指出：李鸿章的结论是不能否认的或修改的。

中国近代所处的局势确是“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

，中国近代所遇之敌人确是“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

。

这个大变局的由来及其演化，中国对此变局的应付及其屡次的修改，这是本文所要讨论的。

第一节

葡萄牙人在十五世纪末发现了绕非洲经好望角的欧亚直接航路。

这事在世界历史上开了一个新纪元，也就是上文所谓大变局的起始。

在这事以前，中西固早已发生了关系，但以前的关系与以后的关系根本不相同。

原来欧亚两洲虽境土相连，且在乌拉尔山以南、里海以北，两洲之间并无自然的分界，但在十六世纪以前，中国与欧洲之间，除蒙古帝国短时期外，总有异族异教之人居中隔离。

在这种环境之下，中西的关系不但要看双方的需要及意志如何，还要靠中欧之间的区域有适合的情形。

在这个条件不能圆满的时候，中西的关系就完全断了。

即在这个条件能圆满的时候，中西的关系大部分也是间接的：货物的交换及彼此的认识都由第三者转递与介绍。

严格说来，历上古与中古，中西各自成一个世界、一个文化系统。

自欧亚直接航路被发现以后，第三者的阻碍成为不可能，其介绍亦成为不必要。

自十六世纪到现在，世界史的最重要方面之一是东西的融化，或者我们应该说，是全世界的欧化。

为什么欧亚的直接航路到十五世纪末始被发现呢？这个问题不是一言两句所能解答的。

就地理说，这个大发现之迟到很自然。

中西的发展是背道而驰的。

欧洲发展起始于东南而趋向于西北。

欧洲最早的文化及政治中心是希腊，其次是罗马，最后才是西欧，愈到后来愈离中国远了。

等到大西洋沿岸的国家有了相当的成熟，欧洲的历史始入海洋时期。

中国的发展方向正与欧洲相反：中国的发展是由北而南的。

我国的史家虽大书特书汉唐在西域的伟业，其实这不是中华民族事业的正统。

中国的政治势力、文化及人民渡长江而逐渐占领江南以及闽粤，这一路的发展才算得我民族事业的正统。

等到闽粤成熟了，然后我们更进而向南洋发展。

明永乐及宣德年间的海外盟事不是偶然的、无历史背景的。

那时南洋，甚至印度洋，似乎是我们的势力范围。

郑和的时代就是葡萄牙航海家亨利王子的时代。

无怪乎中国人与葡萄牙人初次的见面是在印度河沿岸举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