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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年来,我常常在夜深人静时取出那份记录,却始终无法下定决心将它公之于众。
其实静下心来回顾一下,在那几年的时间,离奇的案件接踵而至,超越了我最狂野的思维能到达的边界;阻碍我的,既非案情本身的复杂程度,也非对当事人的顾虑,因为此案涉及的人物要么已经离世,要么早已在历史洪流的冲刷下褪去了姓名。
福尔摩斯曾对我说:“华生,除了在逻辑上确凿无疑的事实,我们应当对一切心存怀疑。”
我深以为然。
然而,如果事实本身将逻辑推向了它自身的边界之外,我们又该如何面对?我至今没有答案。
一切都是从一封信开始的。
那是一八九一年一月的一个阴冷早晨。
伦敦的冬天总是如此:雾气和煤烟混合成一种令人窒息的光线,即使是在上午十点,窗外的天色也像是黄昏将至。
贝克街上的煤气灯仍然亮着,在浓雾中只看得见一团团模糊的黄色光晕。
偶尔有一辆马车驶过,车轮碾过湿漉漉的鹅卵石路面,发出沉闷的声响。
壁炉里的火焰已经烧了一整夜,只剩下几块暗红色的余烬。
我用拨火棍拨了拨炉灰,添了几块煤,火苗重新窜了起来,在墙壁上投下跳动的影子。
福尔摩斯照例斜靠在长沙发上,膝盖上摊着一份当天的《每日电讯报》,但他的视线并不在报纸上。
他正仰面盯着天花板,修长的手指无意识地拨弄着小提琴的琴弦,发出一连串不成曲调的音符。
我知道,这是他在思索时的惯常姿态。
我们共事多年,我对他的每一种习惯都已了然于胸:当他兴致勃勃地剖析一桩案件时,他会坐直身体,十指相对,目光炯炯;当他陷入沉思时,他则会像现在这样,整个人陷在沙发里,仿佛要把自己从外部世界完全抽离出去。
每当此时,最好的做法就是不打扰他。
经验告诉我,打断福尔摩斯的思路,无异于在化学反应的中途撤去酒精灯:不仅徒劳无功,还可能招致一阵尖刻的讽刺。
于是我沉默着,继续翻看手中的《柳叶刀》杂志,那上面有一篇关于热带病病理学的论文,作者是印度军医部队的一位老同事。
我试着把注意力集中在铅字上,但那些关于疟疾与伤寒的论述,在我眼前模糊成了一片灰色的雾。
不知为何,那天早晨的空气中有一种隐约的压迫感,像一根绷得太紧的琴弦。
我说不清这种感觉从何而来。
也许是伦敦那阴郁的天气在作祟,也许是我刚刚治好的肩伤在隐隐作痛,又也许,那只是一种事后的直觉:在我此刻的记忆中,那个早晨的一切——炉火的哔剥声、窗外马车的辘辘声、甚至茶壶在炉子上发出的咝咝声——都仿佛被一层薄薄的、不祥的阴影所笼罩。
人总是倾向于赋予过去以某种预兆,这一点我心知肚明。
但我仍然清楚地记得,当门外楼梯上响起脚步声时,福尔摩斯的反应是何等不同寻常。
脚步声很轻,但节奏分明。
这是一个陌生人,走路不疾不徐。
福尔摩斯猛地坐直了身体。
他的头向门的方向微微偏斜,眼睑半垂,那神情让我想起一只嗅到了猎物的猎犬。
“一个送信人,”
他低声说,语气中没有一丝犹疑,“来自蓓尔美尔街方向。
年长,穿制服,有纪律约束——显然不是普通的邮差。
华生,我们即将有一位第欧根尼俱乐部的访客。”
我放下《柳叶刀》,正要开口询问他是如何得出这一结论的,楼梯上已经响起了哈德森太太的脚步声,紧接着是两记克制而精准的敲门声,仿佛敲门的人事先已经计算好了指节与门板接触的力道与次数。
“请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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