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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 行动中的革命群众（第2页）

8月开始出现反保王派的小册子[6]，当局已经做好应变的准备。

裁判所周围驻扎了500名巴黎近卫军，还有一团法兰西警卫军作为支持。

哈代本人是法院的拥护者，他告诉我们：“一群狂热的青年”

聚集在新桥和它的通路上，放焰火鸣鞭炮，向军队扔石子，他们当中有裁判所的职员、多飞内广场奢侈品行业的学徒和帮工。

9月28日，**达到最**，有几名兵士被激怒而开了枪，那是法兰西警卫军的一名军曹下了一道野蛮而有意思的命令：“给我开枪打这群流氓的屁股！”

不过并没有伤亡，只有一个过路的律师被流弹打穿了大衣。

军队逮捕了5个年轻人，并在群众纷纷嘲骂和继续投掷石子的情况下，把他们押到伦巴底大街警务委员弗朗的办公处去进行审讯[7]。

从弗朗的报告中，我们知道被捕者（其中有4人送进了阜尔斯监狱）中有两人是小手工业学徒，两人是金匠帮工，还有一个是裁缝师傅；两人住在裁判所的紧邻，另外两人住在河对岸的大学区[8]。

骚乱持续了一星期，在这段时间内，人们在裁判所前广场上点燃焰火，散发反对保王派的小册子，焚烧卡龙和国王子女的女教师波列略伯爵夫人的肖像[9]。

最后，法院子4月3日发布告示，严禁一切在裁判所附近举行集会和放焰火的活动[10]，嗣后运动便平息了——不过，哈代还记下了之后的一次小**和直到11月12日还动员600名军队的事情[11]。

虽然时间拖得这样长，但这仍是一次局部事件，并没有得到广泛的响应：参加的只有一小部分资产阶级，也许是因为面包价格一直稳定，所以郊区和市场并没有卷入。

但是，在以后几个月内，危机进一步加深了——主要是因为实行杜尔果的自由贸易政策引起了粮食价格的飞涨。

为了解决财政危机，布里盎采取了借债的权宜办法，巴黎法院表示愿意接受这种办法，但必须召开三级会议。

谈判在11月又告决裂，深得人心的奥尔良公爵和两名法官被流放；当公爵在4月重返首都时，人们又放了另一场焰火来欢迎他[12]。

1788年5月，法院颁布公诉状，指责包括密札制在内的专制政府的整个制度，因而更受到人民的欢迎。

政府的回答是又一次派军队包围了裁判所，强迫法官把他们的首领交给王家法官审判，并且颁布了掌玺大臣拉玛扬拟定的六道敕令，这些法令限制法院的管辖范围，削减法官人数，并赋予王家法庭和官吏以更大的法律权力；这一次只是因为有军队在场，才阻止了愤怒的群众没有把王家法庭焚毁[13]。

随之而来的是一段新的暴动时期——最初主要是在外省。

6月，在格累诺布和勒恩有群众**；7月，在多飞内，贵族和第三等级联合起来反对国王。

7月初，在巴黎老城内出现了以群众暴动威胁国王的愤怒的传单：“发抖吧，暴君，你的统治要结束了！”

哈代担心一场严重的群众暴动眼看就要来临[14]。

政府预见到局势将进一步恶化，于8月初开始选拔新的团队进驻首都附近的村庄——这一次，政府害怕的不是裁判所的职员和学徒，而是市场和郊区的“贱民”

[15]。

这种恐惧证明是有根据的。

政府被迫在风暴面前低头，答应一定在1789年5月召开三级会议；8月24日，内克尔接替了布里盎的职务，不久又召回了法院。

人们为了祝贺这双重胜利，两天后在多飞内广场及其附近又一次举行庆祝：在警卫军眼前放起了大量鞭炮，点起焰火，群众强迫坐车通过新桥的人向亨利四世骑马像鞠躬致敬，并高呼“打倒拉玛扬！”

但是，一种新的因素扩大了这些骚乱，使它们远远地超出了上一年的范围。

8月17日，4磅重面包的价格在长期保持在9苏以后，涨到9苏半，20日涨到10苏，9月2日涨到10苏半，9月7日涨到11苏[16]。

在第一次涨价以后，哈代注意到圣安东郊区已经有轻微的骚乱[17]；8月28日，市场和郊区的“工人”

和“贱民”

参加了两天前裁判所职员在多飞内广场发起的**，使**的整个性质发生了变化[18]。

第二天，**更为猛烈，并扩大到其他各区：新桥上和河两岸的军队哨所遭到袭击并被焚毁。

在此期间，1775年5月的平乱“英雄”

贝朗元帅，受命指挥首都全部驻军，并下令近卫军要以武力对付武力。

当晚，在格累夫广场举行示威的600多人遭到巴黎近卫军射击，有七八人被击毙[19]，其余的人被驱散。

巴黎有半个月是比较平静的。

但是，在9月14日，不得人心的拉玛扬被免职这件事引起了一系列新的骚乱，断断续续地拖延到月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