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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 行动中的革命群众（第1页）

第二篇行动中的革命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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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革命的前奏

研究法国革命的传统方法，是把它看成一个单一的长时期的事件，开始于1789年5月在凡尔赛举行的三级会议，或者开始于7月巴士底监狱的陷落。

不过，近年来，历史学家已经倾向于修正这种观点，既把革命看成是一连串界限分明而又互相关联的事件，又把革命爆发的日期推前两年——推到1787年5月，当时，贵人会议的解散引起了“贵族反叛”

或“贵族革命”

[1]。

把大革命看成是通过具有革命爆炸性的连锁反应而逐渐展开的许多小规模革命运动的论点，毋庸在这里详加解释；但是，关于革命爆发的日期问题，我们要谈一谈。

有人认为，“贵族反叛”

应该看成是革命的真正一部分，因为强迫国王召开三级会议的是贵族和法院——长袍贵族，如果没有三级会议，就不会有1789年的革命；同时也是由于他们公开向君主专制挑战，才把主要参加革命的各阶级——资产阶级、农民和城市群众——吸引到活动中来[2]。

夏多布里昂写道：“贵族使革命开始，人民把革命完成。”

[3]就一切大革命都伴随着统治阶级内部深刻的分裂和危机而言，这一论断确实包含一条重要的普遍真理。

研究17世纪的学者将会在英国历史中找到有趣的类似情况。

然而，这种论点不能令人完全信服：掀起“贵族反叛”

的特权阶级和君主专制之间的分裂虽然是深刻的，但并不是根本的；当包括资产阶级和城乡广大群众的第三等级的力量参加进来，支持他们自己的范围更广泛的要求时（像他们在1789年春天开始做的那样），这些分裂便很快地得到了消弭。

根据这种观点看来，只有在农民、城市工匠与资产阶级新闻记者、律师及三级会议代表的分散行动汇合成为1789年7月的共同斗争时，革命爆发的真正时间才算到来[4]。

所以，本书中把“贵族反叛”

看成是这场革命戏的前奏曲或正戏前的开锣戏，而不是它的第一幕。

不过，我们并不否认它对于本书主题的深远意义和特殊重要性：它不仅为第三等级的胜利直接铺平道路，而且由于把城市群众吸引到行动中来，使社会平静时期告一段落（就巴黎而言，自12年前的“面粉战”

以来，一直或多或少地维持着这种社会平静）。

这段新的社会紧张斗争时期既包括革命的六年，也包括革命以前的两年。

所以，我们对于巴黎革命群众做比较广泛的研究，必须从这时开始。

自法国在1778年参与美国独立战争以来，国家的财政一直陷于绝境。

1787年2月，几乎空空如也的国库和不断增加的赤字迫使政府不得不采取彻底的补救办法：为了能立即找到某种解决财政问题的方案，专门召开了贵人会议。

财务总监卡龙提出了一系列影响重大的措施，包括扩大印花税和普遍征收新土地税在内。

正如杜尔果和内克尔在以前召集的贵人会议一样，实际上，政府希望应邀参加会议的特权阶级能够做一种亡羊补牢的贡献以挽救国家免于破产。

然而贵族有他们自己的不满和要求，他们拒绝合作。

于是，卡龙在4月8日被免职，由塞恩和图卢兹大主教洛默尼·德·布里盎继任，他很快就被提升为红衣主教。

布里盎的建议和卡龙的建议同样地不能被接受，同样地遭到了反对，这一回是贵人会议在5月25日被解散，接着便发生了“贵族反叛”

。

就和以往经常发生的情况一样，打头炮的是宪法上对其权限规定得非常含混的巴黎法院。

巴黎法院一方面接受了布里盎提出的放宽对粮食销售与出口限制的计划，并在抗议之下同意了印花税；另一方面断然拒绝给征收土地税的法令注册，并要求召开三级会议来讨论这一问题。

当8月在国王亲临法院的情况下照样颁布了这些法令以后，各省法院群起支持巴黎法院，结果布里盎被迫屈服：9月21日，撤销了土地税和印花税的法令，被流放的巴黎法院法官几天后又重新复职[5]。

法院重返首都这件事引起了群众在多飞内广场、哈莱街和其他通往法院的街道上举行热烈庆祝的场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