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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 行动中的革命群众（第4页）

4月23日，累维伊扬在圣马格里特区选举人会议上发表了一篇演说，他在演说中抱怨生产成本过高和高额工资给工业增加了负担；他是否曾主张削减工资这一点不能肯定，但是他似乎很惋惜工人每天领15苏就行了的日子已成过去。

同一天，在孤儿区（也在圣安东郊区）的会议上，科特街的一个香粉制造场主亨利奥表示了类似的看法。

不论说这些话的动机如何，它们都立刻引起了这一区工资劳动者自发的不满，这种情况从巴黎警察局长梯鲁·德·克罗纳第二天早晨向路易十六呈递的报告上可以明显地看出：

〔他报告说〕昨晚十时左右，圣安东郊区某处发生某些轻微**；**只是某些工人对两个制造场主表示不满，这两个人曾在圣马格里特会议上对工资定额发表了轻率的评论。

[29]

在暂时平静之后，于27日又吹起了风暴，这一天是星期一，是工人的休息日。

据梯鲁·德·克罗纳报告，下午3时，有五六百名工人聚集在巴士底狱附近；他们把累维伊扬的肖像吊起来以后，又举着这两个制造场主的假人像在首都各处游行[30]。

当天下午，哈代（他的书铺“金柱书店”

设在圣雅各大街，这个位置最便于看到这些游行队伍）在日记中记的是，“叛乱”

已经蔓延到巴黎圣母院区；后来，他在圣日纳维叶山大街上，遇到了几百名工人，手持棍棒，以鼓手为前导；他们在圣马瑟勒郊区补充了生力军以后，便回到市政厅前的格累夫广场，人数达到3000人[31]。

以后有三个第三等级选举人描写他们那天傍晚和示威者相遇的情况，示威者当时正再度出发前往圣马瑟勒郊区；他们三个人把示威者劝散了[32]。

但是，不久以后，群众又在蒙特娄大街累维伊扬工场附近聚集起来，当他们发现累维伊扬的住宅已经有50名王家轻骑兵团的兵士守卫时，便前往附近科特街上的亨利奥住宅，捣毁了他的家具和私人物品。

后来，军队驱散了他们——并没有人死亡（据梯鲁·德·克罗纳说）。

除去驻扎在累维伊扬住宅附近的卫队以外，另有100人一队的两个分队被调来守卫圣安东郊区各处，并且从疯人院地方调来100名骑兵作为应付紧急情况的预备队。

当局派出了这些兵力以后，认为最坏的情况已经过去[33]。

但是，第二天早晨，又发生了**并蔓延到更广大的地区，使户主们感到非常惊慌。

当更多的军队被调来时，一群群工人在各区用说服或威胁的方法召集到了新的支持者。

当天的码头上没有人做工，工场工人和作坊帮工刚一过午就来到了街上，许多人加入**者的队伍。

警察局发出明确指示，要强迫雷依里大街的王家玻璃制造厂（离累维伊扬的工场只有200码远）的500名工人继续工作；但是，巡行各处的人群破门而入，劝说或强迫工人们参加他们的队伍。

在大教堂区，有人企图把工人从他们的住所中拉出来[34]。

根据哈代所记，到5点时，群众在新桥、商业桥（邻接警察局）、圣安东门和林荫道附近聚集在一起[35]。

傍晚6点到8点之间，**达到了**。

群众冲进了累维伊扬的住宅，50名王家轻骑兵团的卫兵被赶开了，比前一天晚上规模更大的破坏重演了一次。

法兰西警卫军司令沙特勒公爵下令开枪，于是在窗户边和屋顶下挤满几千人的狭窄街道上展开了大屠杀。

尽管如此，群众毫不退缩，高呼“自由……我们决不让步！”

以进行反击[36]。

有的人高呼：“第三等级万岁！”

甚至高呼：“国王万岁！

内克尔万岁！”

[37]斗争一直坚持到8时；10时，梯鲁·德·克罗纳向国王报告：“局势正在恢复平静，在圣安东郊区，还没有走散的只有不多几伙人了。”

[38]哈代担心第二天还会重演这类事件，据他记载，暴动者在解散以前曾经宣布，“为了让面包减价，明天还要举行大暴动！”

[39]

剩下的就是法律审判了。

4月29日，地毯工人吉尔伯和搬运工人布拉在格累夫广场被绞死。

三星期以后，书记员马利在圣安东门被绞死；还有一名妇女叫玛丽-贞尼·特鲁摩也被判绞刑，由于被发现有孕才得到缓刑，最后被赦免了。

另外5个人在累维伊扬的酒窖中喝醉了，犯了以暴力和辱骂抵抗军队的罪行，被系上足枷在圣安东门马利的绞架旁边示众，以后被烫上烙印，送到船上终身服苦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