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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 行动中的革命群众（第5页）

其他26名被捕的人最后被释放了。

大部分都是在三个月以后由于公众的压力而获释的[40]。

累维伊扬暴动中死伤的人数一直没有确定。

为了避免进一步激怒舆论，当局谨慎地少报了牺牲者的数字，这样一来，便引起了种种胡乱的传说和揣测。

里姆地区贵族代表西勒里侯爵在向他的选民报告发生的事件时，估计被杀死的人有“几百人”

[41]。

哈代估计的人数更多，有900人以上[42]。

另一个作者谈到单单在蒙特娄街一座房子的花园里就有七八十具尸体[43]。

与此相对照，各警务委员的报告说死亡者只有25人，受伤者只有22人[44]。

这些数字几乎可以肯定说是不完全的，虽然我们无法对它们加以纠正。

然而，尽管有这些缺陷，这类报告仍然有助于我们确定暴动者的身份和与骚乱最有直接关系的地区。

历史学家在后一点上的意见还没有能趋于一致。

饶勒斯认为大部分暴动者是从圣安东郊区那边来的[45]；而一位较近代的作家让·科洛则认为，暴动者所受的主要煽动来自另一个一贯喜欢闹事的圣马瑟勒郊区[46]。

科洛的看法从古林的口供上得到了支持，这个被告在受审讯时告诉警察说：“乘机暴动的是圣马瑟勒郊区的人，这是我听我哥哥和别人说的。”

[47]但是，其他证据否定了这种说法——不仅梯鲁·德·克罗纳的报告始终说暴动者大部分来自圣安东郊区[48]，而且警务委员关于死伤及被捕者的报告也否定了这种说法。

这些报告或许是比较确实的。

事实上，在报告中提到住址的63个人中，只有5个人住在圣马瑟勒郊区[49]。

这看来符合事实——当然，如果另有证据证明，在躲避子弹和逃脱侦缉方面，圣马瑟勒区的人比一般人有更大的本领或更好的运气，那又当别论！

饶勒斯的论断比较近于事实：在上述的63人中，我们知道只有32人住在圣安东郊区——显然只能勉强算是多数，可是如果把住在邻接和紧密毗连的圣保罗区和圣日瓦区的人加上去，我们就可以说他们在有案可查的那些人中占绝对多数。

所以，大体上，这些暴动可以说主要是一次圣安东区事件，重要的煽动和最有力的支持来自圣安东区各地。

不过，由于累维伊扬发表的评论不只对于圣安东郊区有重要意义，因此，骚乱事实上也就不难从邻近教区得到支援——但是，它仍然是一个局部事件，它的反响并不像以前8月和9月事件那样普遍。

累维伊扬暴动在大革命史上之所以是突出的，在于这些暴动代表工资劳动者的起义。

在我们所研究的这一时期的一切暴动中，只有这些暴动是工资劳动者显然起了主要作用，并且向作为一个社会集团的工资劳动者提出了号召（虽然提得还不够明确）。

巴黎革命将看到各行业不止一次地同心协力为工资而进行斗争——如1791年和1794年——但是它们从来没有能采取过起义的形式。

在上一章提到“工人”

这一名词的意义以后，我们当然要慎重，不能认为哈代和梯鲁·德·克罗纳所用的“工人”

一词就一定意味着所说的那些人是在现代意义上的工资劳动者[50]，但是，在这次事件中，这一名词的意义却基本上证明与现代的意义相吻合。

我们已经看到，示威者向码头、工场和公寓旅店中的工人发出了直接的特殊的号召；而对警察局报告的研究表明，在注明职业的75人（被捕者、受伤者或死者）中，不下于58个人是工资劳动者——圣安东区小手工业帮工、圣保罗和圣日瓦区河岸工人、一般工人以及少数制造厂工人。

其余的包括一个雕刻师、一个酒商、一个家具铺老板，还有一个神圣罗马帝国的骑士（这也许有些不协调）[51]。

他们当中有一个妇女——据说是首领之一——名字叫玛丽-贞尼·特鲁摩，她被认为曾经高呼：“啊，第三等级万岁！”

“打倒累维伊扬！”

以此煽动暴动者焚烧和抢劫。

我们已经看到，这几乎使她送掉性命[52]。

是什么东西驱使这些帮工、体力劳动者和小工匠愤怒地参加这些暴乱和采取这样奋不顾身的勇敢行动的呢？骚乱的直接原因当然很清楚：它直接产生自累维伊扬和亨利奥关于工资过高的“轻率”

言论。

这两个人是否如人们所普遍相信的那样，真正主张减低工资；或者他们是否如替他们辩护的人所说的那样，只是叹息今不如昔[53]；或者是否如他们自己所坚持的，他们从来没有说过传说的那些话[54]，这些都没有多大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