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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在家乡与京城之间（第3页）

因此，苏轼便丁忧家居。

老苏已五十岁，丧偶的悲痛令他思考生死的问题[132]，埋头钻研《周易》。

直至嘉祐四年（1059年）十月，三苏才带同轼妻王弗、辙妻史氏，第二次出川赴京。

此时的苏轼已经有了“人生本无事，苦为世味诱”

、“今予独何者，汲汲强奔走”

[133]这种略显苍老的感慨。

这次走的是水路，他们舟经嘉、泸、渝、忠、夔等州，出三峡至江陵（今属湖北），已是岁末。

这无疑是一次绝佳的旅行，一路上山川文物、名胜古迹甚多，激发起他们的才思，于是有了包含三个人一百多篇诗文的《南行前集》，编成于江陵的驿舍里。

其中有苏轼诗四十余首，是现存苏轼诗的最早一批作品，可以看作其诗歌创作的起点。

[134]苏轼还为此集作序一篇，[135]提出了他的自然为文的创作思想，并声明这是从他父亲那儿继承来的。

这篇序由苏轼自己书写，其时他的书法水平已甚高，老苏时有一些应酬文字，也请他誊写。

这一年，王弗生下了长子苏迈。

嘉祐五年（1060年）二月，三苏到达汴京。

因了欧阳修等人的推荐，苏轼兄弟得以参加一次皇帝特别下诏举行的考试，叫“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

的制举考试，简称“贤良科”

，倘被录取优等，就可期望得到较快的升擢，故此俗称“大科”

。

按此科考试制度的要求，苏轼事先向朝廷献上他所作的策、论五十篇[136]，系统地表达了他对历史和现实的看法，及对今后施政的建议。

制科考试在次年九月结束，苏轼的对策考入第三等。

这是极高的成绩，因为按宋代“制科”

评定对策成绩的惯例，一、二等皆为虚设，实际等级最高的就是第三等，其次是第三次等、第四等，最低是第四次等（第五等即未合格）。

自北宋开制科以来，唯有一个吴育获得过第三次等[137]，余皆在四等以下，故苏轼这次的成绩是破天荒的。

据苏辙所记，考评官有司马光、范镇、蔡襄、胡宿等人，司马光本想把苏辙的对策也录在第三等的，但胡宿认为苏辙指斥时弊过于激烈，涉于不逊，主张黜落，结果由皇帝打了个折中，取在四等[138]。

他们的荐主欧阳修高兴至极，又在书信中写道：“苏氏昆仲连名并中，自前未有，盛事盛事！”

[139]兄弟二人再次给汴京带来了轰动。

时富弼因母亲去世罢相忧居，韩琦、曾公亮任宰相，欧阳修参知政事，司马光同知谏院，王安石知制诰。

在这一系列重要人物中，只有王安石对三苏不以为然：

东坡中制科，王荆公问吕申公（公著）：“见苏轼制策否？”

申公称之。

荆公曰：“全类战国文章，若安石为考官，必黜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