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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通古今之变 苏轼的史学（第1页）

第三章　通古今之变：苏轼的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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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论苏氏之学有重视实际、切于人事之特色，而议论人事之得失，必要引古以鉴今，故苏轼对于史学极其重视，他的《书传》，虽是一部经解，但其中考史事以求经义，至于据史疑经，实也可以视为史学著作。

其集中论史之文亦极多，《苏轼文集》卷三卷四卷五与卷六十五，大抵皆是史论、史评，它文亦多诵说古今，以辨明事理。

我们说苏轼长于“议论”

，除了指他不主教条、善于研究实际事理外，也与他引古鉴今、较量汉唐、针砭当代的“议论”

方式密不可分。

苏辙说他“初好贾谊、陆贽书，论古今治乱，不为空言”

[531]，他自己也说：“轼少时好议论古人，既老，涉世更变，往往悔其言之过。”

[532]但他晚年撰《志林》，仍是论史，并云：“儒者之病，多空文而少实用，贾谊、陆贽之学，殆不传于世。

老病且死，独欲以此教子弟。”

[533]则是在“涉世更变”

之后，欲以此学传家了。

考史事以发为议论，实际上也可算得老苏的家学。

欧阳修为苏洵作墓志，称其“大究六经百家之说，以考质古今治乱成败、圣贤穷达出处之际，得其精粹”

[534]，他向宋仁宗推荐苏洵，也称赞其所著文字“辞辩闳伟，博于古而宜于今”

[535]；张方平所作苏洵墓表，说他“贯穿古今，由是著述根柢深矣”

[536]；曾巩在《苏明允哀词》中对苏洵文章作了高度评价，亦谓其“于古之治乱兴坏、是非可否之际，意有所择，亦必发之于此”

[537]；而苏洵所撰《史论》三篇，也被雷简夫称为“真良史才也”

[538]。

这些同代人对老苏的赞扬，如出一口，可见他们所述的确是老苏学问文章的主要特点。

苏轼兄弟以父为师，自然就承袭了这样的家学。

不但如此，司马光给苏洵妻子程夫人写的墓志铭也说“夫人喜读书，皆识其大义，轼、辙之幼也，夫人亲教之……每称引古人名节以励之”

[539]，可见程夫人也重视以史学教子。

以故，苏轼尝自述：“自七八岁知读书，及壮大，不能晓习时事，独好观前世盛衰之迹，与其一时风俗之变，自三代以来，颇能论著。”

[540]毫无疑问，这是父母教育的结果。

与苏轼以史评著作《志林》为他一生中最后的著述一样，苏辙晚年卜居颍川，也著《历代论》五卷（四十五篇），并回忆说：“予少而力学。

先君，予师也；亡兄子瞻，予师友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