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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春秋学与相关史论（第1页）

一、《春秋》学与相关史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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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所谓的“《春秋》学”

，是古代“经学”

的一个部门，与我们将《春秋》作为先秦史料来研究，有所不同。

大致地说，它首先确认《春秋》是孔子手定的经典，从而也就确认它是有“书法”

的，即不是简单地记事，而是根据着某种社会理想，在文字间体现了儒家的历史批评之原则的，所以能够作为史学的指导，从中引发出一些史论方面的课题，甚或论史的标准。

这一些，在我们研究《春秋》时，都可加以实事求是的考辨，但论《春秋》学，则必须认为不疑的前提。

因为，这里要讨论的并不是宋人对《春秋》一书的看法正确与否，而是他们以《春秋》学的方式所表述的史学观点。

如果认为《春秋》对相类史事的不同“书法”

全属偶然，无有作意，那也就没有《春秋》学了。

我们探讨苏轼的史学观点，是在不怀疑《春秋》之作意的前提下，紬绎他对此作意的理解和他的发挥引申。

1.苏氏《春秋》学

苏轼没有《春秋》学的专著，但苏氏兄弟分注经典，是本着一致的学术观点，故苏辙的《春秋集解》也能代表他的观点。

张大亨《春秋通训后叙》云：“予少闻《春秋》于赵郡和仲先生。”

[552]赵郡和仲就是苏轼，可见他曾以《春秋》学授人，而《春秋通训》今存，也可作为重要的参考。

刘敞《春秋传》的卷首，有一篇《春秋传原序》，是后世刊刻此书的人所作，其中引石林叶氏（按即叶梦得）云：“今学者治经不精，而苏、孙之学近而易明，故皆信之，而刘以难入，或诋以为用意太过，出于穿凿。”

[553]这里讲的“苏、孙之学”

指的是苏辙《春秋集解》与孙觉《春秋经解》，在南宋前期为学者“皆信之”

，此时不但刘敞之书被目为穿凿，而且已经问世的以洛学解《春秋》的代表作——胡安国的《春秋传》也未被提及，可见其影响远不如苏辙之作。

我们说苏氏之学在南宋前期的影响大于程学，这里又提供了一个例证。

叶梦得此语还道出了苏氏《春秋》学的特点：“近而易明”

，与“用意太过，出于穿凿”

相对立。

此外，《苏轼文集》卷三自《论郑伯克段于鄢》至《宋襄公论》十一篇，卷六《三传义》十篇，都是直接论述《春秋》的。

苏辙有一篇《春秋论》，见于其手编《栾城应诏集》卷四，此文被误收入《苏轼文集》卷二。

《宋史·苏辙传》后附族孙苏元老传，谓其“幼孤力学，长于《春秋》”

，但我们目前没有找到苏元老论述《春秋》的文字，只好付之阙如。

研究苏氏《春秋》学的资料大致如此。

讲《春秋》必然离不开三《传》，一般地说，《公羊》、《谷梁》注重“微言大义”

，《左传》则注重史实，两者本可结合，但经学家喜立门户，便相互排斥。

《春秋》书人名、地名、日月四时、国号字爵等，其文每有不足，治《公》、《谷》者认定其中寓含褒贬，治《左传》者则以为孔子因鲁史而修《春秋》，除了对关键性的词语加以刊正外，其余皆因其旧，故不足之文多因旧史偶有“阙文”

罢了。

平心而论，若认为不足之文皆隐含褒贬，则难以贯通全经为说，只能随处立义，然后治经殆如射覆；但若认为全属“阙文”

，则“阙文”

如此之多，《春秋》便真成“断烂朝报”

了。

两相比较，《公》、《谷》更近经学，《左传》更近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