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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苏轼的史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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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评,是宋人借以表达其史学思想的一种最轻便、灵活的形式,也可能是宋人著述当中最具有生气的文体之一。
它的写作,不需要像史书那样讲求“史笔”
,也不需要像正规的史学著作(如唐刘知几《史通》)或史学论文(如《正统论》)那样严谨,常常是以某个历史人物或具体的历史事件为评论的对象,亦不必面面俱到,全面评价,只需说出一得之见即可。
内中或作考证,或生感慨,或正面发论,或借为针砭,并无一定的限格。
正像哲理随笔之于哲学论文,文艺批评之于文艺理论一样,史评之于史论,也是类似的关系。
宋人的别集中大都收有不少史评,有些标为“史论”
的,实是评论而非理论,应归入史评。
另外,笔记、题跋当中,也有很多是史评。
从历代著述的情况来看,史评大放光彩的时期,也正在宋代。
对于我们研究宋人的史学思想,这是一宗极为可观的资料,而且还有相当程度的文学价值。
苏轼的史评著作,主要是《志林》一书。
他在海南岛时给人写信说道:“儿子到此,抄得《唐书》一部,又借得《前汉》欲抄。
若了此二书,便是穷儿暴富也,呵呵。
老拙亦欲为此,而目昏心疲,不能自苦……”
[597]由于年迈,他不能和儿子(苏过)一起抄写汉唐史书,但在课子抄史的同时,他准备写一部专门的史评著作,曰《志林》,不过没有能够完成。
《邵氏闻见后录》载:
苏叔党为叶少蕴言,东坡先生初欲作《志林》百篇,才就十三篇而先生病。
惜哉!
先生胸中,尚有伟于“武王非圣人”
之论者乎?[598]
按七集本《东坡集》的《后集》卷十一,为“《志林》十三首”
,都是论史之作,其中第一篇即是讲“武王非圣人”
的;今存宋本《百川学海》所收《志林》一卷,也是这十三篇;郎晔《经进东坡文集事略》卷十二总题“论”
下注云:“自此以下十六篇,谓之《志林》,亦谓之《海外论》。”
篇数稍有不同;现在通行的五卷本《东坡志林》,其第五卷为此十三篇,标为“论古”
。
据这些情况来看,十三篇确是苏轼未成的《志林》一书中业已作成的部分,而且也只有这十三篇。
《苏轼文集》卷五就是这十三篇的内容,但分成了十四篇,其中《论范蠡》、《论伍子胥》原当合为一篇的。
但宋人书籍如朱子《五朝名臣言行录》、张淏《云谷杂记》、袁文《甕牖闲评》及洪迈《容斋随笔》等,都曾引及《志林》,而多在十三篇之外。
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著录《东坡手泽》三卷,注曰:“今俗本《大全集》中所谓《志林》者也。”
所谓“手泽”
,就是写在纸上的零星简短之文字,在宋代就已被编集起来,却移“志林”
之名冠此,宋人引《志林》文在十三篇外者,当由此故。
这样的《志林》,大概在宋世就有多种版本,或包括十三篇在内,或竟至没有了十三篇,只有许多“手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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