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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政见02（第1页）

二、政见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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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他对苏轼的态度，王巩的记载自然不会全属捏造，但也有相反的记载。

如熙宁三年他对司马光说：“苏轼非佳士，卿误知之。”

[798]熙宁八年又曾对王安石说：“如苏轼辈为朝廷所废，皆深知其欺，然奉使者回辄称荐。”

[799]此处所谓“欺”

是指“欺罔”

君主，不是细事。

但后来，高后却对苏轼说：“久待要学士知，此（指提拔苏轼事）是神宗皇帝之意，当其饮食而停箸看文字，则内人必曰：‘此苏轼文字也。

’神宗每时称曰：‘奇才！

奇才！

’但未及用学士而上仙耳。”

[800]从苏轼元丰七年被量移汝州一事来看，高后的话应当也非他人凿空编来。

然则，神宗对于苏轼的态度，是既怀恼怒，又颇赏识的了。

作为一个皇帝，他未尝没有克制恼怒而用其才学的怀抱，且也不难明白，苏轼那些令他恼怒的举动，不过是反对“新法”

，并非对朝廷存有二心。

因此，在碍于“国是”

还不能起用司马光时，苏轼却在元丰七年得到量移汝州的待遇，从负罪谪居转为赋闲待用，并在手诏中明言“人材实难，不忍终弃”

之意，这是神宗准备录用旧党人士的明确表示。

他明白旧党也是一个人才资源，弃之不用本是浪费，只要自己坚持“国是”

不变，旧党的人才也是可以用来为其“圣政”

效力的。

神宗的这种思想动态，苏轼是不难获悉的，除了王震、王巩这条途径外，他的信息来源并不少，甚至正在执政的章惇也是他的朋友。

这样，政途上几已走入绝境的苏轼，如果希望复出，是应当把自己的心态和政见调整到与神宗相一致的。

而且，这样的调整完全是他可以接受的，因为由此而获起用，并不需以改变“节操”

投入新党怀抱为前提，而不改变“新法”

这个“国是”

，也不妨碍他“因法以便民”

的实践。

就当时情势来说，只有通过这样的调整，他才能重新获得政治生命。

当然，那就要对以前的言行有所“悔过”

，把以前反对“新法”

的政见改变为：基本上不反对，而施以纠补。

对于苏轼来说，这既是不得不然，也是其思想的发展可以走到的一步。

所以，我们认为，苏轼在谪居期间的“悔过”

，亦不全是假的。

问题在于，“基本上不反对‘新法’而施以纠补”

这样的政见，苏轼不曾说出，后来形势大变，他只好换成另一种表述：基本上赞成“更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