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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政治人格（第1页）

三、政治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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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我们认为，苏轼曾在其晚年进入他的政治思想的全新境界，即从是否有负于吏民来判决政治生活的价值，其价值标准似已不在庙堂，而转向民间；但作为那个时代的士大夫，这种转向也不可能彻底，他可以向民间寻求精神支柱，寻求自信的凭藉，却不会将君主与百姓对立起来看待，而更愿意统一起来看待，就在他勉力“济民”

的时候，他会认为这也就是“尊主”

，“尊主”

是“忠”

，“济民”

是“义”

，而“忠义”

则本是一体。

如果从他一生的政治经历讲，则主要仍是作为一个赵宋皇朝的大臣，来树立其政治人格的。

所以，我们讨论苏轼的政治人格，主要讲他的“立朝大节”

。

苏轼是以“立朝大节”

为当世的政治家所首肯的，刘安世曾对学生说：

士大夫只看立朝大节如何，若大节一亏，则虽有细行，不足赎也。

东坡立朝大节极可观，才高意广，惟己之是信，在元丰则不容于元丰，人欲杀之，在元祐则虽与老先生议论，亦有不合处，非随时上下人也。

[862]

刘安世是朔党人物，元祐时与苏轼政见不一，后被新党迫害，“凡投荒七年，甲令所载远恶地无不历之”

[863]，建中靖国元年获赦北归，与苏轼遇于虔州（今江西赣州），两位艰难备尝的老人才握手言欢。

他是司马光的门生，立志“欲为元祐全人，见司马光于地下”

[864]的，又终生服膺“不妄言”

的师训，所以他对苏轼的以上评价颇为客观，经常被人引述。

其所谓“立朝大节”

，就是坚持独立政见，不“随时上下”

。

表现在苏轼就是既不附和熙丰新党，也不迎合司马光。

通常认为，苏轼不迎合司马光应予肯定评价，他反对王安石却不够“进步”

。

其实，按当时的政治道德观念，一个人臣正不该附和任何一位执政的大臣（无论其为贤不肖），而应以独立的政见直接向皇帝陈述，以个人的名义直接对君主负责，这叫“孤忠”

。

具此品格，才被承认有“立朝大节”

。

当然，此种政治道德观念，与北宋一代的“尊王”

观念密切相关，而与传统的贤者“同气相求，同声相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