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月小说网

手机浏览器扫描二维码访问

四中国审美文化的历史转折（第1页）

四、中国审美文化的历史转折

banner"

>

在欧阳修之后，苏轼以他卓荦的诗文和深刻的思想，指导着当代文艺事业的发展。

释惠洪曰：

秦少游、张文潜、晁无咎，元祐间俱在馆中，与黄鲁直居四学士，而东坡方为翰林，一时文物之盛，自汉唐以来未有也。

[1176]

这是指元祐间苏轼和他的苏门学士集聚汴京，相与倡导应和的斯文盛况。

惠洪本人也私淑苏门，在北宋后期“苏学”

被禁的境况下追忆着当年的盛事。

南宋的叶适，则从文学史的角度作过总结：

初，欧阳氏以文起，从之者虽众，而尹洙、李觏、王令诸人，各自名家。

其后王（安石）氏尤众，而文学大坏矣。

独黄庭坚、秦观、张耒、晁补之始终苏氏，陈师道出于曾（巩）而客于苏。

苏氏极力援此数人者，以为可及古人，世或未能尽信。

然聚群作而验之，自欧曾三苏外非无文人，而其卓然可以名家者，不过此数人而已。

[1177]

这段话是符合历史实情的。

苏轼不但完成了欧阳修倡导的诗文革新运动，与其门下一道创造了文艺史在元祐间的鼎盛局面，也为他身后的文坛树立了范式。

当王氏新学的继承人“尊经术”

而取缔诗文的时候，正是苏门后学在支撑着文学事业。

到苏轼兄弟为止，宋代的文化史结束了那种集思想家、文学家、政治家于一身的巨匠相继崛起于朝堂的景象，而由苏门后学开启了在庙堂之外的文人学者间继续其文学事业的历史，如四学士中最晚死的张耒，就担当着这样的职责，其晚年居陈州，“时二苏及黄庭坚、晁补之辈相继没，耒独存，士人就学者众，分日载酒肴饮食之”

[1178]。

此后南宋文学史上的江西派、晚唐派、江湖派直至遗民派，都托根于民间意义上的“文坛”

，与庙堂关系不深。

据此，我们可以苏轼为界，将宋代的文学史划分为前后两个阶段。

前一个阶段是杜诗韩文的继承者从民间兴起，逐步取得它在庙堂上之成功的时期；后一个阶段，则是欧苏文和苏黄诗的范式在民间的延续和反响。

造成两个阶段之间的转折的原因，大致有两个方面。

一是时局所迫，不得不然，“元祐党籍”

把苏门后学赶出了庙堂，他们当然只好在民间存立了；二是从文学自身的发展来说，前一个阶段的全面总结者苏轼已为这种转折准备了充分的条件，苏轼思想寻求“大地”

的艰苦历程，已确立了一种不依托于庙堂的士人生存价值，和文学作品在庙堂可否之外的另一种衡量标准，而其晚年长期的流放生活，又使真正热爱文学的青年不再心恋魏阙，而以东坡所在为斯文不丧之处，他们以绝海往见东坡为荣，以得其一言传授为立身治学作文之本。

稍后，又有追随黄庭坚于蛮荒僻地直至终其葬事者，而士人一皆仰其高风。

这是中华民族的文化史上十分动人的一页，名公巨卿从此黯然失色，师友渊源成为文化的命脉所在，文学事业也就通过师友渊源而延续，与当局可以分庭抗礼。

更重要的是，苏轼以他巨大的创作业绩为此后延续于民间的文学建树了范式。

对于这种范式的意义，在北宋后期朝廷严令禁毁三苏、四学士文集的高压下，已由当时最重要的批评家吕本中明确地指出来。

政和三年四月，流落楚州的吕本中为问学于他的青年写下这样几段文字：

作文必要悟入处，悟入必自功夫中来。

学文须熟看韩、柳、欧、苏，先见文字体式，然后更考古人用意下句处。

学诗须熟看老杜、苏、黄，亦先见体式，然后遍考他诗，自然功夫度越过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