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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传道书》派的主义是一个智慧之士所能归趋的唯一的结论,所以我们不惮烦地来讨论一心境(即抑郁不快)的各时代的说法。
在这种论辩内,我们必须把“心境”
跟心境的“纯智的表现”
分清。
一种心境是无从争辩的;它可能因某些幸运的事故或肉体的状况而变更,可不能因论辩而变更。
我自己常有“万事皆空”
的心境;但我摆脱这心境时,并非靠了什么哲学,而是靠了对于行动感到强烈的需要。
倘使你的儿女病了,你会不快乐,但绝不感到一切皆空;你将觉得不问人生有无终极的价值,恢复孩子的健康总是一件当前的急务。
一位富翁,可能而且常常觉得一切皆空,但若遇到破产时,他便觉得下一餐的饭绝不是虚空的了。
空虚之感是因为天然的需要太容易满足而产生的。
人这个动物,正和别的动物一样,宜于作相当的生存斗争,万一人类凭了大宗的财富,毫不费力地满足了他所有的欲望时,幸福的要素会跟着努力一块儿向他告别的。
一个人对于某些东西,欲望并不如何强烈,却很轻易地弄到了手:这种事实能使他觉得欲望之实现并不带来快乐。
如果这是一个赋有哲学气分的人,他就将断言人生在本质上是苦恼的,既然一切欲望都能实现的人仍然是抑郁不欢。
他却忘记了缺少你一部分想望的东西才是幸福的必不可少的条件。
以心境而论是如此。
但《传道书》派的人仍然有纯智的论据。
江河都往海里流,海却不曾满,
太阳之下并无新事,
已经过去的事情无人纪念。
我恨我在日光之下所作的一切劳碌,因为我将把得来的留给后人。
假若我们把这些论据用现代哲学的文体来复述一遍的话,大概是,人永远劳作,物永远动**,可没有一件东西常在,虽然后来的新东西跟过去的并无分别。
一个人死了,他的后裔来收获他劳作的果实;江河流入大海,但江河的水并不能长留大海。
在无穷尽而无目标的循环里,人与物生生死死,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并无进步,并无永久常存的成就。
江河倘有智慧,必将停在它们的所在。
苏罗门(2)倘有智慧,一定不种果树来让他的儿子享用果实。
但在另一心境内,这些说话将显得完全两样了。
太阳之下无新事?那么,摩天楼,飞机,政治家的广播演说,将怎么讲?关于这些,苏罗门曾经知道些什么?倘他能从无线电里听到示巴(3)女王在游历他的领地回去以后对臣民的训话,他不能在虚枉的果树和水塘中间感到安慰么?倘有一个剪报社,把新闻纸上关于他的殿堂的壮丽,宫廷的舒适,和他敌对的哲人的词穷理屈等等的记载剪下来寄给他,他还会说太阳之下无新事么?也许这不能完全医好他的悲观主义,但他将因之而用新的说法来表现他的悲观。
的确,克勒区氏的怨叹中,就有一项是说太阳之下新的事情太多了。
没有新的事情令人烦闷,有了新的事情同样令人烦闷:可知失望的真原因并不在此。
再拿《传道书》所举的事实来说:“江河都往海里流,海却不满;江河从来处来,仍向来处去。”
这等见解当作悲观主义的论据说来,是认为旅行不是一桩愉快的事。
人们暑天到疗养地去,临了仍向来处回去。
这却并不证明到疗养地去是枉空的。
假如流水能有感觉,对于那种探险式的循环往复也许会觉得好玩,有如雪莱诗中的云彩(4)一般。
至于把遗物留给后裔的痛苦,那是可以从两个观点来看的:拿后裔的观点来说,这种递嬗显然不是如何不吉的事。
世间万物都得消逝这事实,本身也不足为悲观主义的根据。
假令现有的事物将被较劣的事物来承继,那倒可能做悲观主义的凭藉,但若将来的事情是较优的话,岂不反使我们变得乐天?倘真如苏罗门所说,现在的事物将由同样的事物替代,那我们又该怎么想?难道这就使整个的递嬗成为虚空了么?当然不!
除非循环里面各个不同的过程是给人痛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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