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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自西阳”
应解释为报自西阳,古代称“报丧”
为“报”
。
“反”
和“报”
两字在古书中常常互相代用。
铭文中既说“返自西阳”
,又说作宗彝奠之于西阳,这是什么意思呢?用现代通俗的语言解释就是:楚惠王五十六年,从西阳得到曾侯乙去世的讣告,惠王制作了曾侯乙宗庙所用的礼器,在西阳对他进行祭奠,并永远用以享祀。
这个墓出土的竹简也记载墓主下葬时,楚、宋两国曾来会葬,楚国自王以下都赠了车马等物,可以同铭文互证。
那么楚惠王为何要制作一套镈钟放在曾国的宗庙里,恭敬地祭祀曾侯呢?当时楚国称霸一时,决不会轻易地对一个小诸侯国给予这么高的礼遇,又为何迟迟不灭力量逐渐悬殊的随国?但如果曾即是随,这个问题便不难解释了。
一个标志性转折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伍子胥、孙武统率吴师伐楚事件。
李学勤在历数了公元前506年,吴师伐楚这场改变中国历史走向的大决战,以及楚昭王奔随避难的故事之后,又说:“此后《春秋》一书中又出现了‘随侯’的名号。
对此,杜预注:‘随世服于楚,不通中国(即中原各国)。
吴之入楚,昭王奔随,随人免之,卒复楚国。
楚人德之,使列于诸侯。
’估计曾侯乙就是保护了楚昭王的随君的后裔,楚惠王铸编钟来祭享他,正是报德之意。”
[3]
对于裘、李二人的不同意见,参加擂鼓墩曾侯乙墓发掘的方酉生认为,若根据裘锡圭的说法,曾侯乙死年在45岁左右,估计他在位之年为30年左右的话,这样从楚惠王送镈钟到曾侯乙死年,早、晚可以相差30年,也就是曾侯乙墓的下限年代可以晚到公元前400年左右,这个显然不太合适,因而李学勤之说更接近于历史的真实。
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楚惠王这时已经在位56年了,加上他未在位之年数,恐怕他这时已经是一位六七十岁高龄的老人了。
按照常理,这样年迈的国王是不会轻易地出国的,尤其亲自到一个小国去。
假如这种分析能够成立的话,那么曾侯乙墓的下限年代,最迟不会晚于公元前430年。
如果按照裘锡圭的说法,楚惠王为什么在他如此年迈之时要去西阳,又为什么从西阳返回楚都后,马上要给曾侯乙作宗彝等,都不好解释。
所以裘氏的说法可能性较小。
铭文中所说的“西阳”
在哪里呢?学者曾昭岷、李瑾认为,西周末年居于南阳盆地附近的曾侯国,东周而后,不知何时迁到了淮水支流黄水附近,这里有个地名“西阳”
,实即《曾侯钟》铭之“西阳”
。
《元和郡县制》载:“西阳故城,在今河南光山县西二十里。”
西阳即曾国故都。
按照这一说法,曾国与现在的随县没有任何关系,所谓的曾侯乙墓也就不好解释为什么要埋在擂鼓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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