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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第2页）

他更强调自我、个体的道德与责任，希望可以通过净化心灵、完善道德的方式，用平静和谐的心态，以自己的力量与不幸和苦难斗争。

陈平原曾说：“许地山既是虔诚的宗教信徒，又不是纯粹的宗教信徒。”

通观许地山的一生，我们发现不能给他设定一个单纯的身份，也不能肯定他是哪个教派的信徒，他的身上融合了三种宗教的影子，他是一位标准的基督徒，同时又信佛，也曾深入地研究过道教。

正是出于这种融合，使他的《道教史》没有受教派之见的影响而处处体现客观、求实的态度。

同时他还阐释宗教的一种新的思维方式：不追求宗教的繁文缛节，而注重宗教的世俗意义和人格化力量。

他把宗教的本质和意义归结为能够解决精神、灵魂问题，能够承担生活的苦难和不幸。

许地山对宗教的理解也带有中国传统的实用功利色彩，但他探究生命本相的勇气、对生命的深刻认识和对精神价值的执着追求，具有超越时代的意义。

二

20世纪二三十年代，是道教研究的一个**期，在此之前，对道教的概论性介绍主要体现在二十五史等典籍中，如《三国志》记述张角的黄巾大起义和张陵、张鲁的活动，《魏书·释老志》、《隋书·经籍志》等对当时道教活动的概述等。

对道教略具专题性研究的文字则集中在《汉书·艺文志》《文献通考·经籍考》等文献中。

但上述两类典籍都并非对道教历史做追根溯源的研究，甚至只是将道教与佛教、儒学进行合并比较，而没有把道教作为一种独立的实体，因此多只具有资料价值，却不具备现代意义上的学术史与宗教史意义。

随着西学东渐，对道教的研究也逐渐纳入到专业的领域。

1923年，日本人小柳司气太完成《道教概说》，并传入中国学界；之后，他来到中国并完成出版《白云观志》。

国内学人则有刘师培的《读道藏记》一文。

1924年，刘咸炘完成《道教征略》，该书共3卷，内容宏大，探讨了道教的学术源流及各时期道派的基本情况，并对道教经典进行了介绍。

1926年，上海商务印书馆以涵芬楼名义影印明代《道藏》和《续道藏》，为道教研究提供了便利。

1927年，许地山完成并发表《道家思想与道教》一文。

1933年，史学大师陈寅恪完成《天师道与滨海地域之关系》一文，区域史研究为当前史学研究的热点之一，但在当时这篇文章乃是道教与地域文化关系的开山之作。

1934年，许地山完成《道教史》并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印行。

1937年傅勤家《中国道教史》由商务印书馆印行。

上述成果的出现集中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这一时期既是海外道教研究的初始期，也是国内道教研究的发轫期。

许地山的《道教史》正是这一时期国内道教研究的标志性成果之一。

从时间上看，道教研究集中期及《道教史》的产生恰在五四运动后几年，时间上间隔极短。

1919年五四运动之后，在反帝、反封建和倡导科学、民主的精神激励下，大批知识分子走出国门，向西方寻求救国之路，他们广泛接触了西方的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理论，并且将西方文化陆续介绍到中国来，中国的文化传承也因此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

一方面，以“打倒孔家店”

为号召的新文化运动对中国传统的儒、道思想传承造成极大的冲击；另一方面，以西方文化为借鉴的各种学科逐步建立起来。

许地山先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成长，并且积极投身于新文化建设之中。

许地山早年留学欧美的特殊经历以及后来专职从事宗教学研究与教学的生涯，使得他有可能了解当时世界上有关道教研究的最新动态。

“五四”

前后，西方许多国家的一批学者在悄悄地进行汉学研究，其中也包括对道教的研究。

而这一时期恰恰是许地山在欧美留学的时期，精通多种语言的许地山对这一现象不可能毫无察觉，也许这是他从未像其他“五四”

猛将一样全盘否定中国传统文化，并用客观、中肯的态度撰写《道教史》的原因。

该书开头有个弁言，简要陈述了内容构成，紧接着是“绪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