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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第2页）

了所有的人。

当听到乔治·柯普也被“逮捕”

的消息时，我突然吃惊起来。

“什么！

柯普？难道他不是在巴伦西亚吗？”

妻子又告诉我，柯普回到巴塞罗那，手上拿着作战部写给负责东部战线的陆军上校的一封信，信里的内容是东部战线的作战运营计划。

柯普当然知道马统工党遭到了镇压，但他以为警察不会蠢到在他身负紧急军令、火速赶往前线的路上逮捕他。

他返回大陆饭店取工具箱的时候，我妻子正好外出，那里的人便一边设法撒谎拖住他，一边偷偷地给警察打了电话。

我不得不承认，当我听到柯普被捕的消息时，心中的怒火无法抑制。

他是与我私交甚好的朋友，我在他手下干了几个月，我们一起在战火中并肩战斗，我知道他的经历。

他抛弃了一切——家人、祖国、安稳的生活——只为来西班牙参加这场反法西斯的战斗。

在他还在比利时预备役部队服役时，便未经许可就离开了那里，投身于一支外国军队。

他曾经几度帮助西班牙政府非法生产军火，一旦回到自己的祖国，等待他的将是多年的牢狱生涯。

他从一九三六年十月起就一直在前线，凭着自己的努力，一步一步地从民兵当上了少校，我已经记不清他曾经参加过多少次战斗，但却知道他只受过一次伤。

在五月巷战中，我亲眼看到在千钧一发之际，他成功地阻止了那场即将发生的战斗，或许有将近二十人的生命因此得到了挽救……而今，他所得到的回报竟是被那些人投进监狱。

生气只是浪费时间，但是压抑这种该死的怨恨也实在是考验耐心的一件事。

当时，他们并没有抓捕我的妻子，尽管她仍然留在大陆饭店，但警察根本没有动她。

显然，她是被当作了诱饵，他们试图将我一举擒获。

几天前的一个晚上，大约在黎明将近之时，六个穿便衣的警察闯入我们旅馆的卧室里，翻了个底朝天。

他们几乎不放过每一块纸片，所幸的是护照和那本票本还在。

他们带走了我的日记，所有的书籍，过去几个月来积累的所有剪报，我很好奇，这些剪报对他们会有什么用呢？还有所有的战争纪念品以及信函。

（不幸的是，他们一同带走了许多读者寄给我的还未来得及回复的信件，当然也包括那些读者的地址。

如果那些读者曾来信和我探讨我最近出版的一本书，却没有收到我的回信，那么就请把这几行文字当作我的一次道歉吧。

）我后来得知，他们还拿走了我留在毛琳疗养院里的所有东西，甚至把我的一包脏衣服也带走了，或许他们认为那上面会有用隐形墨水写的情报吧。

不管怎样，从当时的情况来看，我的妻子选择留在那家饭店是更为安全的。

如果她想躲起来，他们会立即追捕她。

至于我自己，我必须马上躲起来，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尽管一批接一批的人被逮捕，我还是不能相信自己已经身处险境，这愚蠢的攻击简直毫无意义。

但是，柯普正是由于对现实缺乏认真的思考才让自己身陷囹圄。

我不停地问自己，他们为什么要逮捕我呢？我做了什么？我甚至连马统工党的成员都不是。

我的确在五月巷战中扛枪上阵，但同时拿着武器和我并肩的还有四五万人（这只是保守的估计）。

现在，我急需让自己睡一宿好觉。

我想冒险回到旅馆去，但妻子不同意，她耐心地向我解释目前的事态。

我做过什么或者没做过什么都无关紧要。

这不是对犯罪分子的制裁，这仅仅是一场恐怖统治。

我身上没有背负明确的犯罪行为，但却被加上了“托洛茨基主义分子”

的罪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