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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学诞生的前夜（第4页）

首先，理学在“存天理去人欲”

的执行上过于严苛。

这一点，程颐登峰造极。

程颐认为，人生应该严肃，并且要绝对严肃。

他曾给小皇帝赵煦（宋哲宗）上课，当时是春天，树枝发出清新的芽，让人怜爱。

赵煦趁程颐不注意，折了一根树枝。

程颐发现，脸色大变，说：“春天正是万物复苏之时，您怎么忍心折杀它们，这真是没有天理。”

这种忽视甚至是扼杀情感的理学，实在让人无法喜欢上它。

其次，理学萌芽于北宋王安石变法时，倡导理学的那些人因为没有政务在身，所以不对政治负责，于是提出了高调的个人道德主义。

他们希望每个政治家都应该具备他们所说的个人道德素质，程颐认为，一个出色的政治家必须是完美的道德家，必须要有古典儒家所要求的一切美德：仁义礼智信，甚至包括个人卫生。

司马光就曾攻击王安石，认为王安石一年才洗一次澡，连胡子里都是虱子，这样一个连“修身”

都做不到的人，怎么能齐家、治国、平天下？！

问题是，个人的道德和能力扯不上半点关系，可理学家非要认定，个人道德是能力的基石，没有个人道德，能力就大打折扣。

王安石对那群高弹高调个人道德主义的理学家反击说，你们说的那些都是“壁上行”

，根本没有实现的可能。

的确没有实现的可能。

程颐还算是合格的，他的一生极端严肃，几乎没有笑过。

但别的理学家就没有这种能力了。

久而久之，理学家们大谈特谈的“存天理去人欲”

渐渐变成说给别人听的口号。

正是因为说给别人听，所以调越高越好，这让人在那些严苛的道德规定下无所适从的同时，也注定了理学师傅们不能知行合一。

早在朱熹时代的南宋时期，就已经有人指责理学家是道貌岸然的伪君子。

说一套却做一套，理学宗师们规定的那些道德要求，都是让别人用的，理学信奉者只是讲师，不是实践者。

最后，也是最致命的，理学迈进明朝时，在明朝各位皇帝的努力下，被打造成了国家意识形态。

这个变异过程漫长但却相当顺利。

明王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建国不久，就在那位充满神话色彩的刘伯温的建议下，全盘接受了元王朝的科举制。

朱元璋在思想控制上比蒙古人狠一百倍，他把理学之外的所有学说统统列入异端，甚至是孟子的“吊民伐罪”

思想都被他砍了。

如此一来，理学一方面作为科举考试的内容，使得凡是想通过读书改变人生的人必须接受，由此普及全国；另一方面，理学由此成了明帝国的唯一思想，成为国家意识形态。

如你所知，一种思想被确定为国家意识形态后，就成了不言而喻的真理。

由此会给生活在其中的人带来下面的刻板印象：一切都臻于完美，你只要在它那一套架构中调节自己的生活，补充自己的知识，完善自己的心灵，就一切圆满。

本身，理学就有一个严密完整的体系，在这一严密完整的体系中，一切问题都有答案，你不必再去寻找答案。

实际上，在一个严密的体系里，你也找不到不同的答案。

最有天赋的思想家就是最大胆的怀疑者。

但你一旦怀疑，你就成了异端、叛逆。

明朝第三任皇帝朱棣时期，一个灵性十足的思想者朱季友对朱棣说，朱熹理学有很多缺陷，即使不抵制，也不能把它普及。

朱棣咆哮道：“你真是儒家的逆贼！”

这位异端受到了严厉的廷杖惩罚，屁股被打烂，割下腐肉几斤，由于走路的姿势很怪，好多年他外出都要人背着行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