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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问道通书（第3页）

既而云“却好用功”

，则已自觉其前言之有未尽矣。

濂溪主静之论亦是此意。

今道通之言，虽已不为无见，然亦未免尚有两事也。

【译文】

来信写道：“谢良佐先生曾问‘天下有什么可以思虑’，程颐先生说：‘有这个道理，但是你说得太早了。

’从学者的功夫来说，固然应该是‘时刻在事上磨炼，时刻不要忘记’，然而却也需要认识到‘何思何虑’的气象，两者合并来看才对。

如果不明白这种气象，就有孟子所说的‘拔苗助长’的毛病；如果明白‘何思何虑’，却忘记‘必有事焉’的功夫，恐怕又有堕入虚无的毛病了。

必须既不滞留于有，也不堕落于无。

这样说对吗？”

你所说的也相差不远，只是还没有彻底领悟。

谢良佐的问题和程颐先生的回答只是谢良佐和程颐的意思，与孔子《系辞》里的本意略有不同。

《系辞》说“何思何虑”

，是说所思所虑只是天理，没有别的思虑，并不是完全没有思虑的意思。

所以说：“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天下何思何虑？”

说“殊途”

，说“百虑”

，又怎么能说“无思无虑”

呢？心的本体就是天理，天理只有一个，还有什么别的可以思虑的吗？天理原本寂然不动，原来一感就通。

学者下功夫，虽然反复思虑，也只是要恢复天理的本体与作用，并不是靠一己的私意思索安排个别的什么。

所以程颢先生说：“君子之学，莫若廓然而大公，物来而顺应。”

如果以自己的私意思索安排，便是“为私欲而耍小聪明”

了。

“何思何虑”

正是为学的功夫，对圣人来说这是自然而然的，对学者来说则要勉力才能做到。

程颐先生把它看作是功夫的结果，所以他说“发得太早”

，接着又说“这正是所要下的功夫”

，他已然觉察到前言尚有未尽之处。

如今你的看法，虽然已经算是有所见识，但还是免不了将功夫和本体视作两件事。

来书云：“凡学者才晓得做工夫，便要识认得圣人气象。

盖认得圣人气象，把做准的，乃就实地做工夫去，才不会差，才是作圣工夫。

未知是否？”

先认圣人气象，昔人尝有是言矣，然亦欠有头脑。

圣人气象自是圣人的，我从何处识认？若不就自己良知上真切体认，如以无星之秤而权轻重，未开之镜而照妍媸。

真所谓以小人之腹，而度君子之心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