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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第8页）

聩与群臣百姓亦皆表辄悔悟仁孝之美，请于天子，告于方伯诸侯，必欲得辄而为之君。

于是集命于辄，使之复君卫国。

辄不得已，乃如后世上皇故事，率群臣百姓尊聩为太公，备物致养，而始退复其位焉。

则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名正言顺，一举而可为政于天下矣。

孔子正名，或是如此。”

【译文】

陆澄问：“孔子主张正名分。

朱熹说孔子是上报天子、下告诸侯、废黜公孙辄而拥立公子郢，这样解释对吗？”

先生说：“恐怕不是这样。

哪有一个人待我恭敬有礼，希望我帮他治理国家，我还想要废黜他的，这符合人情和天理吗？孔子既然愿意帮助公孙辄治理国家，一定是公孙辄愿意将国家托付给孔子、听孔子的指教。

孔子的德性隆盛、内心诚挚，一定已经感化了公孙辄，使他明白不孝顺父亲的人不可以称之为人，故而公孙辄才会痛哭，亲自去迎接父亲。

父子之间的感情是出于人的天性，公孙辄能如此真切地悔悟，蒯聩又怎会不被感动呢？蒯聩既然归国了，公孙辄便将国事交予父亲，并请求以死谢罪。

蒯聩已经为儿子的行为所感动，又有孔子从中斡旋，当然绝对不肯接受，仍然要让公孙辄担任国君。

群臣和百姓也想让公孙辄继续担任国君。

公孙辄向天下昭告自己的罪行，请示天子，告知诸侯，坚持把国君之位还给父亲。

蒯聩和群臣、百姓也都赞扬公孙辄改过、仁孝的美德，请示天子，告知诸侯，坚持让公孙辄担任国君。

所有的因素都决定了公孙辄必须出任国君，才使他再次主掌卫国。

公孙辄不得已，只能像后世帝王一样，率领群臣和百姓尊蒯聩为太上皇，让他得到尊崇的奉养，这才重新出任卫国之君。

这样君臣父子才各得其位，名正而言顺，天下才得到治理。

孔子所说的正名分，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吧。”

【四五】

澄在鸿胪寺仓居[83]，忽家信至，言儿病危，澄心甚忧闷，不能堪。

先生曰：“此时正宜用功，若此时放过，闲时讲学何用？人正要在此等时磨炼。

父之爱子，自是至情，然天理亦自有个中和处，过即是私意。

人于此处多认做天理当忧，则一向忧苦，不知已是‘有所忧患，不得其正’[84]。

大抵七情所感，多只是过，少不及者。

才过便非心之本体。

必须调停适中始得。

就如父母之丧，人子岂不欲一哭便死，方快于心？然却曰‘毁不灭性’[85]，非圣人强制之也，天理本体自有分限，不可过也。

人但要识得心体，自然增减分毫不得。”

【译文】

陆澄跟随先生在南京鸿胪寺居住，突然收到家书，说儿子病危，陆澄十分担心、郁闷，难以纾解。

先生说：“此时正是修养的好时机，如若放过这个机会，平时讲学讨论又有什么用呢？人就是要在这样的时刻多加磨炼。

父亲爱儿子，是十分真切的感情，不过天理告诉我们应当适度，超过合适的度就是人欲。

许多人在这种时候往往认为按照天理应当有所忧虑，于是就一味地忧愁痛苦，却不知道如此已经是‘过度忧患，心绪已然不正了’。

大致而言，人有七种感情，感情流露得太多即是过度，流露得太少则是不够。

才超过一点就已不是心的本然状态了。

所以必须通过调节，使得心绪中正平和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