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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哈曼[1]《文明》译者弁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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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战争是引向死亡的路,战争文学便是描写死亡的文学。
这种说法,对《文明》似乎格外真切。
因为作者是医生,像他所说的,是修理人肉机器的工匠。
医院本是生与死的缓冲地带,而伤兵医院还有殡殓与墓地的设备。
伤兵撤离了火线,无须厮杀了,没有了眼前的危险;但可以拼命的对象,压抑恐惧的疯狂,也随之消失。
生与死的搏斗并没中止,只转移了阵地:从庞大的军事机构转到渺小的四肢百体,脏腑神经。
敌人躲在无从捉摸无法控制的区域,加倍的凶残,防御却反而由集团缩为个人。
从此是无穷尽的苦海,因为人在痛苦之前也是不平等的。
有的“凝神壹志使自己尽量担受痛苦”
;有的“不会受苦,像一个人不会说外国话一样”
;有的靠了坚强的意志,即使不能战胜死亡,至少也暂时克服了痛楚;有的求生的欲望和溃烂的皮肉对比之下,反而增加了绝望。
到了忍无可忍的时候,死亡变成解放的救星,不幸“死亡并不肯服从人的愿望,它由它的意思来打击你:时间、地位,都得由它挑”
——这样的一部战争小说集,简直是血肉淋漓的死的哲学。
它使我们对人类的认识深入了一步,“见到了他们浴着一道更纯洁的光,**裸地站在死亡面前,摆脱了本能,使淳朴的灵魂恢复了它神明的美。”
可是作家是小说家,他知道现实从来不会单纯,不但沉沦中有伟大,惨剧中还有喜剧。
辛酸的讽喻,激昂的抗议,沉痛的呼号,都抑捺不了幽默的微笑,人的愚蠢、怪癖、虚荣,以及偶然的播弄,一经他尖刻辛辣的讽刺(例如《葬礼》《纪律》《装甲骑兵居佛里哀》),在那些惨淡的岁月与悲壮的景色中间,滑稽突梯,宛如群鬼的舞蹈(dancemacabre)。
作者是冷静的心理分析者,但也是热情的理想主义者。
精神交感的左右,使他代替杜希中尉挨受临终苦难。
没有夸张,没有嚎恸,两个简单的对比,平铺直叙地刻画出多么凄凉的悲剧。
“这个局面所有紧张刺激的部分,倒由我在那里担负,仿佛这一大宗苦难无人承当就不成其为人生。”
有时,阴惨的画面上也射入些少柔和的光,人间的嬉笑教读者松一口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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