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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邦梭的爱情》:多么微妙的情绪相互激**、感染,温馨美妙的情趣,有如华多的风情画。
剖析入微的心理描写,用的却是婉转蕴藉的笔触:本能也罢,潜意识也罢,永远蒙上一层帷幕,微风飘动,只透露一些消息。
作者是外科医生,知道开刀的时候一举一动都要柔和。
轻松而端庄的戏剧气氛,也是那么淡淡的,因为骨子里究竟有血腥味;战争的丑恶维持着人物的庄严。
还有绿衣太太那种似梦似幻的人物,连爱国的热情也表现得那么轻灵。
她给伤兵的安慰,就像清风明月一样的自然,用不到费心,用不到知觉就接受了。
朴素的小诗,比英勇的呼号更动人。
然而作者在本书中尤其是一个传道的使徒。
对死亡的默想,对痛苦的同情,甚至对长官的讽刺,都归结到本书的题旨,文明!
个人的毁灭,不但象征一个民族的,而且是整个文明的毁灭。
“我用怜悯的口气讲到文明,是经过思索的,即使像无线电那样的发明也不能改变我的意见……今后人类滚下去的山坡,决不能再爬上去。”
他又说:“文明,真正的文明,我是常常想到的,那应该是齐声合唱着颂歌的一个大合唱队……应该是会说‘大家相爱’、‘以德报怨’的人。”
到了三十年后的今日,无线电之类早已失去魅力,但即使像原子能那样的文明,我相信仍不能改变作者对文明的意见。
《文明》所描写的死亡,纵是最丑恶的场面,也有一股圣洁的香味。
但这德行并不是死亡的,而是垂死的人类的。
就是这圣洁的香味格外激发了生命的意义。
《文明》描写死亡,实在是为驳斥死亡,否定死亡。
一九四二年四月我译完这部书的时候,正是二次大战方酣的时候。
如今和平恢复了快两年,大家还没意思从坡上停止翻滚。
所以,本书虽是第一次大战的作品,我仍旧花了一个月的功夫把旧译痛改了一遍。
一九四七年三月
[1]杜哈曼(GeesDuhamel,1884—1966),法国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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