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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信十七封 谈翻译（第6页）

加以聪儿学琴也要我花很多心，排节目，找参考资料，对iion提意见（他一九五三年一共出场十四次）。

除重译《克利斯朵夫》外，同时做校对工作，而校对时又须改文章，挑旧字（不光是坏字。

故印刷所被我搞得头疼至极！

），初二、三、四校，连梅馥也跟着做书记生，常常整个星期日都没歇。

这一下我需要透一口气了。

但第三、四册的校对工作仍须继续。

至此为止，每部稿子，从发排到装订，没有一件事不是我亲自经手的。

印封面时（封面的设计当然归我负责）还得跑印刷所看颜色，一忽儿嫌太深，一忽儿嫌太浅，同工友们商量。

以后想先译两本梅里美的（《嘉尔曼》与《高龙巴》）换换口味，再回到巴尔扎克。

而下一册巴尔扎克究竟译哪一本迄未决定，心里很急。

因为我藏的原文巴尔扎克只是零零星星的，法国买不到全集（尤其是最好的全集本），所以去年春天我曾想托你到日本的旧书铺去找。

再加寄巴黎的书款如此不易，更令人头疼。

最近我改变方针，觉得为了翻译，仍需熟读旧小说，尤其是《红楼梦》。

以文笔的灵活，叙事的细腻，心理的分析，镜头的变化而论，我认为在中国长篇中堪称第一。

我们翻译时句法太呆，非多多学习前人不可（过去三年我多学老舍）。

……

一九五三年二月七日

杨绛译的《吉尔·布拉斯》（GilBlas——一部分载《译文》），你能与原作对了几页，觉得语气轻重与拆句方法仍多可商榷处。

足见水平以上的好译文，在对原作的iion方面始终存在“见仁见智”

的问题。

译者的个性、风格，作用太大了。

闻杨译经锺书参加意见极多，唯锺书“语语求其破俗”

，亦未免矫枉过正。

《夏倍上校》阅后请示尊见。

我自己译此书花的时间最久，倒不是原作特别难，而是自己笔下特别枯索呆滞。

我的文字素来缺少生动活泼，故越看越无味；不知你们读的人有何感觉。

我很怕译的巴尔扎克流于公式刻板的语句。

一九五四年四月二十六日

讲到一般的翻译问题，我愈来愈感觉到译者的文学天赋比什么都重要。

这天赋包括很多，taste，sense等等都在内。

而这些大半是“非学而能”

的。

所谓“了解”

，其实也是天生的，后天只能加以发掘与培养。

翻译极像音乐的iion，胸中没有S的气息，无论如何弹不好S。

朋友中很多谈起来头头是道，下笔却无一是处，细拣他们的毛病，无非是了解歪曲，see不高明。

时下的译者十分之九点九是十弃行[5]，学书不成，学剑不成，无路可走才走上了翻译的路。

本身没有文艺的素质、素养；对内容只懂些毛皮，对文字只懂得表面，betweenlines的全摸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