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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与诗的结合从来没有比查理九世朝代更密切的了。
十六世纪的法国诗人多拉(Dorat)、若代尔(Jodelle)、贝洛(Belleau),都唱着颂赞自然的幽美的诗歌;大诗人龙萨(Ronsard)说过:“没有音乐性,诗歌将失掉了它的妩媚;正如没有诗歌一般的旋律,音乐将成为僵死一样。”
诗人巴伊夫(Baif)在法国创力诗与音乐学院,努力想创造一种专门歌唱的文字,把他自己用拉丁和希腊韵所作的诗来试验:他的大胆与创造力实非今日的诗人或音乐家所能想象。
法国的音乐性已经达到顶点,它不复是一个阶级的享乐,而是整个国家的艺术,贵族、知识阶级、中产阶级、平民,旧教和新教的寺院,都一致为音乐而兴奋。
亨利八世和伊丽莎白女王(十五—十六世纪)时代的英国,马丁路德(十五—十六世纪)时代的德国,加尔文时代的日内瓦,利奥十世治下的罗马,都有同样昌盛的音乐。
它是文艺复兴最后一枝花朵,也是最普及于欧罗巴的艺术。
情操在音乐上的表白,经过了十六世纪幽美的,描写的情歌、猎曲等等的试验,逐渐肯定而准确了,其结果在意大利有音乐悲剧的诞生。
好像在别种意大利艺术的发展与形成中一样,歌剧也受了古希腊的影响。
在创造者心中,歌剧无异是古代悲剧的复活;因此,它是音乐的,同时亦是文学的。
事实上,虽然以后翡冷翠最初几个作家的戏剧院里被遗忘了,音乐和诗的关系中断了,歌剧的影响却继续存在。
关于这一点,我们对于十七世纪末期起,戏剧思想所受到的歌剧的影响还没有完全考据明白。
我们不应当忽视歌剧在整个欧洲风靡一时的事实,认为是毫无意义的现象。
因为没有它,可以说时代的艺术精神大半要淹没;除了合理化的形象以外,将看不见其他的思想。
而且,十七世纪的**乐、肉感的幻想,感伤的情调,也再没有比在音乐上表现得更明白,接触到更深奥的底蕴的了。
这时候,在德国,正是相反的情况,宗教改革的精神正在长起它的坚实的深厚的根底。
英国的音乐经过了光辉的时代,受着清教徒思想的束缚,慢慢地熄灭了。
意大利的文艺复兴已经在迷梦中睡去,只在追求美丽而空洞的形象美。
十八世纪,意大利音乐继续反映生活的豪华、温柔与空虚。
在德国,蕴蓄已久的内心的和谐,由了韩德尔(Handel)与巴赫(J.S.Bach),如长江大河般突然奔放出来。
法国则在工作着,想继续翡冷翠人创始的事业——歌剧,以希腊古剧为模型的悲剧。
欧洲所有的大音乐家都聚集在巴黎,法国人、意大利人、德国人、比国人,都想造成一种悲剧的或抒情的喜剧风格。
这工作正是十九世纪音乐革命的准备。
十八世纪德意两国的最大天才是在音乐上,法国虽然在别种艺术上更为丰富,但其成功,实在还是音乐能够登峰造极。
因为,在路易十五治下的画家与雕刻家,没有一个足以与拉摩(Rameau,一六八三—一七六四)的天才相比的。
拉摩不独是吕里(Lully,一六三三—一六八七)的继承者,并且奠定了法国歌剧,创造了新和音,对于自然的观察,尤有独到处,到了十八世纪末叶,格鲁克(Gluck,一七一四—一七八七)的歌剧出现,把全欧的戏剧都掩蔽了。
他的歌剧不独是音乐上的杰作,也是法国十八世纪最高的悲剧。
十八世纪终,全欧受着革命思潮的激**,音乐也似乎苏醒了。
德法两国音乐家研究的结果,与交响乐的盛行,使音乐大大地发展它表情的机能。
三十年中,管弦乐合奏与室内音乐产生了空前的杰作。
过去的乐风由海顿和莫扎特放发了一道最后的光芒之后,慢慢地熄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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