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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邦的少年时代（第4页）

华沙对于萧邦已经太狭小了，他需要见识广大的世界，需要为他的艺术另外找一个发展的天地。

第一次的爱情没有结果，只有在他浪漫底克的青年时代，挑起他更多的苦闷、更多的**。

终于他鼓足勇气，在一八三〇年十一月一日，从华沙出发，往维也纳去了。

送行的人一直陪他到华沙郊外的一个小镇上，大家都在那儿替他饯行。

他的老师埃斯纳，特意写了一支歌，由一班音乐院的学生唱着。

他们又送他一只银杯，里面装着祖国的泥土。

萧邦哭了。

他预感到这一次的确是一去不回的了。

多少年以后，他听到他的学生弹他的作品第十号第三首《练习曲》的时候，叫了一声：“噢！

我的祖国！”

当时的维也纳也是欧洲的音乐中心，也是一个浮华轻薄的都会。

一年前招待萧邦的热情已冷下去了。

萧邦虽然受到上流社会的邀请，到处参加晚会；可是没有一个出版商肯印他的作品，也没有人替他发起音乐会。

在茫茫的人海中，远离乡井的萧邦又尝到另外一些辛酸的滋味。

在本国，他急于往广阔的天空飞翔，因为下不了决心高飞远走而苦闷；一朝到了国内，斯拉夫人特别浓厚的思乡病，把一个敏感的艺术家的心刺伤得更厉害了。

一八三〇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华沙民众反抗俄国专制统治的革命爆发了。

萧邦一听到消息，马上想回去参加这个英勇的斗争。

可是雇了车出了维也纳，绕了一圈又回来了；父亲也写信来要他留在国外，说他们为他所做的牺牲，至少要得到一点收获。

但是萧邦整天整月地想念亲友，为他们的生命操心，常常以为他们是在革命中牺牲了。

一八三一年七月二十日，他离开维也纳往南去，护照上写的是：经过巴黎，前往伦敦。

出发前几天，他收到了一个老世交的信，那时波兰的一个作家，叫作维脱维基，他信上的话正好说中了萧邦的心事。

他说：“最要紧的是民族性，民族性，最后还是民族性！

这个词儿对一个普遍的艺术家差不多是空空洞洞的，没有什么意义的，但对一个像你这样的人才，可并不是。

正如祖国有祖国的水土与气候，祖国也有祖国的曲调。

山岗、森林、水流、草原，自有它们本土的声音，内在的声音；虽然那不是每个心灵都能抓住的。

我每次想到这问题，总抱着一个希望，亲爱的弗雷德里克，你，你一定是第一个会在斯拉夫曲调的无穷无尽的财富中间，汲取材料的人，你得寻找斯拉夫的民间曲调，像矿物学家在山顶上，在山谷中，采集宝石和金属一样……听说你在外边很烦恼，精神萎靡得很。

我设身处地为你想过：没有一个波兰人，永别了祖国能够心中平静的。

可是你该记住，你离开乡土，不是到外边去萎靡不振的，而是为培养你的艺术，来安慰你的家属，你的祖国，同时为他们增光的。”

一八三一年九月八日，正当萧邦走在维也纳到巴黎去的半路上，听到俄国军队进攻华沙的消息。

于是全城流血，亲友被杀戮、同胞被屠杀的一幅惨不忍睹的画面，立刻摆在他眼前。

他在日记上写道：“噢！

上帝，那你在哪里呢？难道你眼看着这种事，不出来报复吗？莫斯科人这样的残杀，你还觉得不满足吗？也许，也许，你自己就是一个莫斯科人吧？”

那支有名的《革命练习曲》，作品第十号第十二首的初稿，就是那个时候写的。

就在这种悲愤、焦急、无可奈何的心情中，萧邦结束了少年时代，也就在这种国破家亡的惨痛中，像巴特洛夫斯基说的，“这个贩私货的天才”

，在暴虐的敌人铁蹄之下，做了漏网之鱼，挟着他的音乐手稿，把在波兰被禁止的爱国主义，带到国外去发扬光大了。

一九五六年一月四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