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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邦的少年时代（第3页）

十八岁去柏林以前，便写了以莫扎特的歌剧《唐璜》中的歌词为根据的《变奏曲》。

关于这个少年时代的作品，舒曼有一段很动人的叙述，他说：“前天，我们的朋友于赛勃轻轻地溜进屋子，脸上浮着那副故弄玄虚的笑容。

我正坐在钢琴前面，于赛勃把一份乐谱放在我们面前，说道：‘把帽子脱下来，诸位先生，一个天才来了！

’他不让我们看到题目。

我漫不经心地翻看乐谱，体会没有声音的音乐，是另有一种迷人的乐趣。

而且我觉得，每个作曲家所写的音乐，都有一个特殊的面目：在乐谱上，贝多芬的外貌就跟莫扎特不同……但是那天我觉得从谱上瞧着我的那双眼睛完全是新的：一双像花一般的、蜥蜴一般的、少女一般的眼睛，表情很神妙地瞅着我。

在场的人一看到题目：《萧邦：作品第二号》，都大大地觉得惊奇，萧邦，萧邦？我从来没听过这个名字。”

近代的批评家，认为那个时期萧邦的作品已经融合了强烈的个性和鲜明的民族性。

舒曼还说他受到了几个最好的大师的影响：贝多芬、舒伯特和斐尔德。

“贝多芬培养了他大胆的精神；舒伯特培养了他温柔的心，斐尔德培养了他灵巧的手。”

大家知道，斐尔德是十八世纪的爱尔兰作曲家，“夜曲”

这个体裁，就是经他提倡而风行到现在的。

萧邦十九岁那一年，爱上了华沙音乐院的一个学生，女高音康斯坦斯·葛拉各夫斯加。

爱情给了他很多痛苦，也给了他很多灵感。

一八二九年九月，他在写给好朋友蒂图斯的信中说：“我找到了我的理想，而这也许就是我的不幸。

但是我的确很忠实地崇拜她，这件事已经有六个月了，我每夜梦见她有六个月了，可是我连一个字都没出口。

我的《协奏曲》中间的《慢板》，还有我这次寄给你的《圆舞曲》，都是我心里想着那个美丽的人而写的。

你该注意《圆舞曲》上画着十字记号的那一段。

除了我自己，谁也不知道那一段的意义。

好朋友，要是我能把我的新作品弹给你听，我会多么高兴啊！

在《三重奏》里头，低音部分的曲调，一直过渡到高音部分的降E。

其实我用不着和你说明，你自己会发觉的。”

这里说的《协奏曲》，就是《f小调钢琴协奏曲》；《圆舞曲》是遗作第七十号第三首；《三重奏》是作品第八号的《钢琴三重奏》。

就在一八二九年的九月里，有一天中午，他连衣服也没穿，连那天是什么日子都不知道，给蒂图斯写了一封极痛苦的信，说道：“我的念头越来越疯狂了。

我恨自己，始终留在这儿，下不来决心离开。

我老是有个预感：一朝离开华沙，就一辈子也不能回来的了。

我深深地相信，我要走的话，便是和我的祖国永远告别。

噢！

死在出生以外的地方，真是多伤心啊！

在临终的床边，看不见亲人的脸，只有一个漠不关心的医生，一个出钱雇用的仆人，岂不惨痛？好朋友，我常常想跑到你的身边，让我这悲痛的心得到一点儿安息。

既然办不到，我就莫名其妙地，急急忙忙地冲到街上去。

胸中的热情始终压不下去，也不能把它转向别的方面；从街上回来，我仍旧浸在这个无名的、深不可测的欲望中间煎熬。”

法国有一位研究萧邦的专家说道：“我们不妨用音乐的思考，把这封信念几遍。

那是由好几个相互联系，反复来回的主题组织成功的：有徬徨无助的主题，有孤独与死亡的主题，有友谊的主题，有爱情的主题，忧郁、柔情、梦想，一个接着一个在其中出现。

这封信已经是活生生的一支萧邦的乐曲了。”

一八二九年十月，萧邦给蒂图斯的信中又说：“一个人的心受着压迫，而不能向另一颗心倾吐，那真是惨呢！

不知道有多少回，我把我要告诉你的话，都告诉了我的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