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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工部局中国音乐会 说到中国音乐与戏剧的前途（第1页）

从“工部局中国音乐会”

说到中国音乐与戏剧的前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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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向怀着这个私见：中国音乐在没有发展到顶点的时候，已经绝灭了；而中国戏剧也始终留在那“通俗的”

阶段中，因为它缺少表白最高情绪所必不可少的条件——音乐。

由是，我曾大胆地说中国音乐与戏剧都非重行改造不可。

中国民族的缺乏音乐感觉，似乎在历史上已是很悠久的事实，且也似乎与民族的本能有深切关连。

我们可以依据雕塑、绘画来推究中国各个时代的思想与风化，但艺术最盛的唐宋两代，就没有音乐的地位。

不论戏剧的形式，从元曲到昆曲到徽剧而京剧，有过若何显明的变迁，音乐的成分，却除了几次掺入程度极低的外国因子以外，在它的组成与原则上，始终没有演化，更谈不到进步。

例如，昆曲的最大的特征，可以称为高于其他剧曲者，还是由于文字的多，音乐的少。

至于西乐中的奏鸣曲、两重奏（due）、三重奏（trio）、四重奏（quarto）、五重奏以至交响乐（symphonie）一类的纯粹音乐，在中国更从未成立。

音乐艺术的发展如是落后，实在有它深厚的原因。

第一是中国民族的“中庸”

的教训与出世思想。

中国所求于音乐的，和要求于绘画的一样，是超人间的和平（也可说是心灵的均衡）与寂灭的虚无。

前者是儒家的道德思想（《礼记》中的《乐记》便是这种思想的最高表现），后者是儒家的形而上精神（以《淮南子》的《论乐》为证）。

所以，最初的中国音乐的主义和希腊的毕达哥拉斯（Pythagoras）、柏拉图辈的不相上下。

它的应用也在于祭献天地，以表现“天地协和”

的精神（如《八佾之舞》）。

至于道家的学说，则更主张“视于无形，则得其所见矣；听于无声，则得其所闻矣。

至味不慊，至言不文，至乐不笑，至音不叫……听有音之音者聋，听无音之音者聪，不聪不聋，与神明通”

的极端静寂、极端和平、“与神明通”

的无音之音。

由了这儒家和道家的两重思想，中国音乐的领域愈来愈受限制，愈变狭小：热情与痛苦表白是被禁止的；卒至远离了“协和天地”

的“天地”

，用新名词来说便是自然——艺术上的广义的自然，而成为停滞的、不进步的、循规蹈矩、墨守成法的（al）艺术。

其次，在一般教育与中国的传统政治上，“中庸”

更把中国人养成并非真如先圣先贤般的恬淡宁静，而是小资产阶级的麻木不仁的保守性，于是，内心生活，充其极，亦不过表现严格的伦理道德方面（如宋之程朱，明之王阳明及更早的韩愈等），而达不到艺术的领域，尤其是纯以想像为主的音乐艺术的领域。

天才的发展既不倾向此方面，民众的需求亦在婉转悦耳、平板单纯的通俗音乐中已经感到满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