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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工部局中国音乐会 说到中国音乐与戏剧的前途（第2页）

以“天地协和”

为主旨的音乐，它的发展的可能性，我们只消以希腊为例，显然是不能舒展到音乐的最丰满的境界。

以“无音之音”

为尚的音乐，更有令人倾向于“非乐”

的趋势。

《淮南子》：“道德定于天下而民纯朴，则目不营于色，耳不谣于声，坐俳而歌谣，披发而浮游。

虽有王嫱西施之色，不知说也；掉羽武象，不知乐也；**佚无别，不得生焉。

由此观之，礼乐不用也；是故德衰然后仁生，行沮然后义立，和失然后声调，礼**然后容饰。”

这一段论见，简直与十八世纪卢梭[1]为反对戏剧致达朗伯[2]书相仿佛。

由是，中国音乐在先天、在原始的主义上，已经受到极大的约束，成为它发展的阻碍，而且儒家思想的音乐比希腊的道德思想的音乐更狭窄：除了《八佾之舞》一类的偏于膜拜（culte）的表现外，也没有如希腊民族的宏壮的音乐悲剧。

因为悲剧是反中庸的，正为儒家排斥。

道家思想的音乐也因为执着虚无，不能产生如西方的以热情为主的、神秘色彩极浓厚的宗教音乐。

那末，中国没有音乐上的王维、李思训、米襄阳，似乎是必然的结果。

驯至今日，纯正的中国音乐，徒留存着若干渺茫的乐器、乐章的名字和神话般的传说；民众的音乐教育，只有比我们古乐的程度更低级的胡乐（如胡琴、锣鼓之类），现代的所谓知识阶级，除了赏玩西皮二簧的平庸、凡俗的旋律而外，更感不到音乐的需要。

这是随着封建社会同时破产的“书香”

“诗礼”

的传统修养。

然而，言为心声，音乐是比“言”

更直接、更亲切、更自由、更深刻的心声；中国音乐之衰落——简直是灭亡，不特是艺术丧失了一个宝贵的、广大的领土，并亦是整个民族、整个文化的灭亡的先兆。

在这样一个时代，我们连《易水歌》似的悲怆的恸哭都没有，这不是“哀莫大于心死”

的征象吗？

在这一个情景中，一九三三年五月二十一日晚，在大光明戏院演奏的音乐会，尤其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

这个音乐会予未来的中国音乐与中国戏剧一个极重要的——灵迹般的启示。

从此，我们得到了一个强有力的证实——至少在我个人是如此（以上所述的那段私见，已怀抱了好几年，但到昨晚才给我找到一个最显著的证据）——中国音乐与中国戏剧已经到了绝灭之途，必得另辟园地以谋新发展，而开辟这新园地的工具是西洋乐器，应当播下的肥料是和声。

盲目地主张国粹的先生们，中西音乐，昨晚在你们的眼前、你们的耳边，开始第一次地接触。

正如甲午之役是东西文化的初次会面一样，这次接触的用意、态度，是善意的、同情的，但结果分明见了高下：中国音乐在音色本身上就不得不让西洋音乐在富丽（richesse）、丰满（plénitude）、洪亮（sonorité）、表情机能（pouvoirexpressif）方面完全占胜。

即以最为我人称道的琵琶而论，在提琴旁边岂非立刻黯然失色（或说默然无声更确切些）？《淮阴平楚》的列营、擂鼓三通、吹号、排队、埋伏中间，在情调上有何显著的不同，有何进行的次序？《别姬》应该是最富感伤性（seal）的一节，如果把它作为提琴曲的题材，那么，定会有如《克勒策奏鸣曲》（Sozer）的adagiosostenuto（稍慢的柔板）最初两个音（notes）般的悲怆；然而昨晚在琵琶上，这段《别姬》予人以什么印象？这，我想，一个感觉最敏锐的听众也不会有何激动。

可是，琵琶在其乐器的机能上，已经尽了它的能力了；尽管演奏者有如何高越的天才，也不会使它更生色了。

至于中国乐合奏，除了加增声流的强度与繁复外，更无别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