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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工部局中国音乐会 说到中国音乐与戏剧的前途（第4页）

也许有人认为，中国剧的歌音应该予以保存，但中国人的声音和音乐同样地单纯，旧剧的唱最被赏鉴、玩味的virtuosité，在西洋歌词旁边，简直是极原始的“卖弄才能”

。

第一，中国歌音受了乐音的限制，不能有可能范围以内的最高与最低的音；第二，因为中国音乐没有和音，故中国歌唱就不能有两重唱、三重唱……和数十人、数百人的合唱。

这种情形证明中国的歌唱在表白情感方面，和中国音乐一样留存在原始的阶段，而需要改造。

但我在前面说过，这已是改革中国音乐与戏剧的第二步了。

以全体言，这个工部局音乐会的确为中国未来的音乐与戏剧辟出一条大路。

即在最微细的地方，如节目单的印刷、装订、封面、内面的文字等等，对于沉沦颓废的中国艺坛也是一个最有力的刺激。

然而我们不愿过分颂扬作者，因为我们的心底，除了感激以外，还怀有更强烈的情操——惶愧；我们亦不愿如何批评作者，因为改革中国的音乐与戏剧的问题尚多，而是应由我们自己去解决的。

关于改革中国音乐的问题，除了技巧与理论方面应由专家去在中西两种音乐中寻出一个可能的调和（如阿氏的尝试）外，更当从儒家和道家两种传统思想中打出一条路来。

我们的时代是贝多芬、威尔地的时代，我们得用最敏锐的感觉与最深刻的内省去把握住时代精神，我们需要中国的《命运交响乐》，我们需要中国的罗西尼（Rossini）式的do（渐强），我们需要中国的Marseillaise[即《马赛曲》]，我们需要中国的《伏尔加船夫曲》。

歌剧方面，我们有现成的神话、传说、三千余年的历史，为未来的作家汲取不尽的泉源。

但我们绝非要在《诸葛亮招亲》《狸猫换太子》《封神榜》之外，更造出多少无聊的、低级的东西，而是要能藉以表达人类最高情操的历史剧。

在此，我们需要中国的《浮士德》，中国的《特利斯当与伊瑟》（TristanundIsolde），中国的《女武神》（Walküre）[4]。

然而，改造中国音乐与戏剧最重要的，除了由对于中西音乐、中西戏剧极有造诣的人士来共同研究［我在此向他们全体做一个热烈的呼唤（appeal）］外，更当着眼于教育，造就专门人才的音乐院，负有培养肩负创造新中国艺术天才的责任；改造社会的民众教育和一般教育，负有扶植以音乐为精神食粮的民众的使命。

在这个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风靡一时的时代与场合（虽然我们至今还未产生一个大政治家、大……家），我更得补上一句：人并非只是政治的或科学的动物，整个民族文化也并非只有社会科学或自然科学可以形成的。

人，第一，应当成为一个人，健全的，即理智的而又感情的人。

而且拯救国家，拯救民族的根本办法，尤不在政治、外交、军事，而在全部文化。

我们目前所最引以为哀痛的是“心死”

，而挽救这垂绝的心魂的是音乐与戏剧！

（原载一九三三年五月《时事新报·星期学灯》第三十一号）

[1]卢梭（Rousseau，一七一二—一七七八），法国启蒙家、哲学家、文学家。

十八世纪欧洲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

[2]达朗伯（Alembert，一七一七一一七八三），法国数学家、自然科学家、哲学家和作家，《百科全书》的编纂者，法国启蒙运动的领袖人物之一。

[3]阿夫沙洛莫夫（Avshalumov，一八九五—一九六五），俄国作曲家。

二十年代到中国，一九四八年后定居美国。

一生从事中国音乐的研究和创作，用中国民族音乐的素材，以西洋音乐的手法，创作了许多具有中国音乐旋律、节奏和风格的作品。

[4]TristanundIsolde和Walküre均系德国作曲家瓦格纳的歌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