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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者市位 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的理论起点（第3页）

，而特意强调鲁迅的“幼者本位”

思想，就是要尊重中国文学自身发生发展的内在动力。

尽管五四时期的儿童文学倡导和稍后儿童文学理论建设，都以“儿童本位”

为理论武器和立论基石，尽管当时的“幼者本位”

与“儿童本位”

也是相互通用、相互替代，但作为两个不同的思想概念，传布有先后，接受有浅深，在百年后的今天，还是应该还其固有的不同的思想内涵、学术价值和在中国儿童文学发生学上的意义。

如果把中国“儿童的被发现”

放到人类文明进程这样一个更大的历史文化背景下来考察，会更坚信中国儿童文学的发生顺应了从“人的发现”

到“儿童的发现”

、从“人的文学”

到“儿童的文学”

的历史必然趋势。

我一直认为，“人的文学”

和“儿童的文学”

一脉相承地成为五四时代汹涌澎湃的文学主潮。

五四时期的儿童文学运动是整个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要组成部分，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奠基者同时也是中国儿童文学的奠基者，中国儿童文学从她自觉的那一刻起就与中国新文学的发展同呼吸共命运。

中国儿童文学能够在五四时期完成自觉的历程，与六位先驱者的贡献息息相关，他们是陈独秀、胡适、鲁迅、周作人，以及送来“儿童中心说”

的杜威、童话大师安徒生。

其中，对中国儿童文学直接启蒙、贡献最大的，无疑是鲁迅、周作人兄弟。

从鲁迅的《人之历史》（1907年）、《儿童观念界之研究》（1913年）到《狂人日记》（1918年）、《我们现在这样做父亲》（1919年），从周作人的《儿童研究导言》（1913年）、《儿童问题之初解》（1914年）到《人的文学》（1918年）、《祖先崇拜》（1919年）、《儿童的文学》（1920年），可以清晰看出，鲁迅、周作人在本世纪之初就开始了对“儿童问题”

的思考，都是从“儿童与国家之关系”

入手，在人类进化论视野里发现了儿童作为“未来之国民”

的存在；继而从“人之发展”

视角关注到儿童由“人类童年”

到“人的童年”

的双重属性，将儿童从“小国民”

的神坛上还原为生命个体的“小儿”

，重视儿童期对于“人之发展”

的意义；同时借用儿童学的新观念，解析儿童问题，强调儿童在生理、心理上有别于成人，有其内外两方面的需求，儿童期生活对生命个体有其“独立的意义和价值”

（《儿童的文学》），将“儿童的发现”

视作“人的发现”

的内容和深化，将“儿童的文学”

视作“人的文学”

发展的新主题新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