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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论周作人的儿童文学观兼与蒋风主编的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史商榷（第2页）

周作人站在人道主义的立场，激烈抨击了这种封建的儿童观虐杀儿童的罪恶：中国儿童的命运只是在“父为子纲”

的封建桎梏束缚下，演着一出“家庭与教育的悲剧”

。

为此，他指出：“我们对于教育的希望是把儿童养成一个正当的‘人’。”

凡是“违反人性”

的虐杀儿童精神的“习惯制度”

，都应加以“排斥”

。

他强调必须尊重儿童的社会地位与独立人格：“儿童在生理心理上，虽然和大人有点不同，但他仍是完全的个人，有他自己的内外两面的生活。”

“儿童教育，是应当依了他内外两面生活的需要，适如其分的供给他，使他生活满足丰富。”

在家庭中的父子关系应该是“为父或祖以教养子孙而不责其返报，但冀其历代益以聪强耳”

，并强调指出，这才是“自然之道，亦人道之至也”

。

这在祖宗罪孽深重的国家，确实不愧为智者之言，仁者之言。

正是这种尊重儿童、理解儿童、教育儿童的进步的儿童观，使周作人不仅重视儿童在家庭与社会中的地位，同时更注重他们精神上的需求。

对封建教育和封建文学漠视儿童的精神食粮的现象，周作人慨叹道：“中国还未曾发见了儿童，——其实连个人与女子也还未发见，所以真的为儿童的文学也自然没有。

他提出儿童同成人一样需要文艺”

，新文学有“供给他们文艺作品的义务”

，“把儿童的文学给予儿童”

。

他对“五四”

初期的儿童文学现状是十分不满的：“中国向来缺少为儿童的文学。

就是有了一点编纂的著述，也以教训为主，很少艺术价值。”

他尖锐地批评了那种“对儿童讲一句话，眨一眨眼，都非含有意义不可”

，“把儿童故事当作法句譬喻看待”

的做法。

他反对有的翻译者“抱定老本领旧思想”

不放，把外国童话“都变作班马文章，孔孟道德”

，“全是用古人来讲大道理”

，使之“成为三百篇的续编”

。

对此，他提出“著者应当用艺术的方法，表现他对于人生的情思，使读者能得艺术的享受与人生的解释”

，并称这种要求乃是现今中国唯一的需要。

为此，他热切地呼吁新文学的志士仁人应当“结合一个小团体”

，起手研究儿童文学，并提出了建设儿童文学的具体途径：“收集各地歌谣，收订古书里的材料，翻译外国的著作”

。

他认为从事儿童文学的人应当注重理解“儿童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