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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世纪的儿童文学理论工程世界儿童文学研究丛书引发的思考（第2页）

以1954年成立的国际少年儿童图书协会（简称“IBBY”

）为例，我国直到1986年才加入，已落后于印度、泰国、马来西亚、孟加拉和一些非洲国家许多年，更不用说迟于隔水相望的日本了。

此后，虽然在名义上加入了，但实际上在其中既起不了一个大国的作用，也没有一个大国的地位。

这其中的原因也同样很多，但有一条是肯定的，即我们对西方儿童文学的历史和现状了解得太少，更缺乏全面深入的研究，这不仅使我们缺乏世界的眼光，也因此迷失了中国儿童文学走向世界之路。

而1998年在印度召开的第26届IBBY大会之所以第一次有中国人登台发言，也从另一面说明这正是20年来我们在儿童文学领域实现改革开放的结果。

如今，站在20世纪末的历史高度，从中国儿童文学近100年曲折前行的经验教训来评估“世界儿童文学研究丛书”

的出版，这无疑是一项跨世纪的理论工程，其对中国儿童文学建设的重大意义，是如何评价都不过分的。

具体来说，可从以下四个方面作一初步认识。

首先，“世界儿童文学研究丛书”

的出版，为研究中国儿童文学提供了必要的前提。

以中国儿童文学的发生为例，正如中国艺术童话的奠基者叶圣陶所说的“我写童话，当然是受了西方的影响”

（《我与儿童文学》）一样，中国现代意义上的儿童文学也正是诞生在译介西方儿童文学的热潮中。

中国先是有一批通晓外语而有热心于创建中国儿童文学的作家，如鲁迅、郑振铎、周作人、茅盾等，然后中国人才开始认识安徒生、王尔德、凡尔纳与普希金，中国儿童的书架上才有适合他们看的童话和小说，然后才有标志中国儿童文学诞生的叶圣陶童话。

因而，不研究西方儿童文学史，就无法解释西方儿童文学为什么对20世纪初的中国有着不可抗拒的**力，也几乎不能指望对中国儿童文学的发生会有正确的解释与描绘。

其次，“世界儿童文学研究丛书”

的出版，为研究中国儿童文学提供了必要的参照。

有没有这个参照，完全不一样。

没有这个参照，我们对中国儿童文学的研究就会陷于主观狭隘，致使宏观气魄不足，不能把中国儿童文学的发生放到世界儿童文学的巨大历史坐标系中去考察，无法看清世界儿童文学发展的大趋势及我们儿童文学观念中的问题。

具体到编写中国儿童文学史，则往往因缺乏参照而对作家、作品普遍评价过高。

有这个参照系，我们就会知道，鲁迅译荐的俄罗斯盲作家爱罗先珂和奥地利作家至尔·妙伦的童话，在他们的本国并非有影响有地位，也就不会将他们与格林兄弟、安徒生、王尔德等童话大师们相提并论；并且还能进一步解释他们的童话为什么在中国有较大的影响，甚至像巴金这样的一代文豪也说“我是爱罗先珂童话的爱读者”

，“我4篇童话中至少3篇是在他的影响下写出来的”

。

第三，“世界儿童文学研究丛书”

的出版，在供给国人世界儿童文学的历史与现状的同时，还可以让我们从中领悟出一些儿童文学的真谛。

比如，从民间文学到儿童文学是一条金光大道；儿童文学在本质上是一种人道主义的理性文学，儿童文学可以有艺术儿童文学与大众儿童文学之分，“反顾童年”

是儿童文学创作的永恒母题，绝对没有教训意味的作品是不存在的，儿童文学作品应该写得让8到80岁的人都喜欢读，把玩耍中的儿童和壁炉边取暖的老人一同吸引过来。

凡此种种，都给发展中的中国儿童文学建设以启示。

第四，“世界儿童文学研究丛书”

的出版，为国人引进与搜读世界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提供了一条捷径。

9部著作对9个主要国家及地区的优秀儿童文学都作了详细介绍，犹如为人们选读世界优秀儿童文学作品开了一张长长的作品清单，有心人只要根据这份清单去选择适合自己的作品就行了，不必再像大海捞针似的，不着边际与要领地在浩如烟海的图书中浪费时间和精力。

同时，这套“世界儿童文学研究丛书”

的介绍，也为出版社引进出版世界优秀儿童文学作品提供了方便。

也就是说，“世界儿童文学研究丛书”

还是一套人们译介、出版、阅读与欣赏世界儿童文学的优秀参考书与学习指导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