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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徒生童话在中国的百年之旅儿童图书出版史话之十六（第2页）

针对译界存在的随意篡改安徒生童话的现象，1918年9月，周作人在《新青年》上发表《随感录二十四》，以刚出版的陈家麟译本《十之九》为例，毫不留情地批评译者，将安徒生童话中“最合儿童心理”

的语言删除了，“把小儿的言语，变成了大家的古文，安徒生的特色，就‘不幸’因此完全抹杀”

。

认为这是安徒生在中国的最大不幸，不禁为这位“声名已遍满文明各国，单在中国不能得到正确理解”

的童话大师“伤心”

。

有感于此，周作人自己翻译了安徒生的童话《卖火柴的女儿》，发表在1919年《新青年》第6卷第1号上。

周作人的批评文章发表后，借着周作人和《新青年》在当时的声望，对我国早期的安徒生童话翻译与研究产生了“方向性”

的影响。

7年后，郑振铎在《安徒生的作品及关于安徒生的参考书籍》中回忆这一事件时，曾给予高度评价，认为“使安徒生被中国人清楚认识的是周作人”

，正是由于周作人“在《新青年》批评陈君译的安徒生童话集，题为《十之九》的。

此后，安徒生便为我们所认识、所注意，安徒生的作品也陆续的有人译了”

，安徒生童话的价值与意义才被中国读者所了解。

到1925年《小说月报》出版“安徒生专号”

之前，据郑振铎的统计，我国已翻译安徒生童话43种共68篇，介绍安徒生生平与作品的论文有15篇。

与周作人同时。

还有刘半农、孙毓修、周瘦鹃、赵景深和郑振铎等人也热心推介安徒生及其童话。

刘半农早在1914年就翻译了安徒生童话《皇帝的新装》。

“中国编辑儿童读物的第一人”

（茅盾语）孙毓修，不仅在他写《欧美小说丛谈》（1916年）一书中，将安徒生童话作为“神怪小说”

作了专题介绍，还在他编辑的《童话》丛刊第一集（1917年）中翻译了安徒生的《小锡兵》和《海的女儿》。

1917年，周瘦鹃还在《欧美名家短篇小说丛刊》刊登安徒生童话时，配发了安徒生肖像，让中国读者第一次一睹这位伟大作家的风采。

1922年，赵景深和周作人就童话展开了著名的讨论，其中一个重要的话题就是安徒生童话。

安徒生童话三大翻译家：叶君健、林桦、任溶溶

“在我们中国，提到安徒生这个名字，大人孩子差不多都熟悉。”

安徒生童话在中国的影响，可以用著名儿童文学作家金近在20世纪中叶说的话来描述。

众所周知，中国儿童文学的现代化进程就是从20世纪初叶翻译安徒生童话、格林童话起步的，其后又经过近百年的交流融合，安徒生童话更成为中国儿童文学的文库，不仅有近200种的优秀选本，还有10多种安徒生童话全集，其中影响最大、最受读者欢迎的权威译本，当推叶君健本、林桦本和任溶溶本。

1944年，叶君健应英国战时宣传部之邀，到英国各地巡回演讲装备落后的八路军和新四军怎样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展开抗日游击战争的事迹，作为开辟欧洲第二战场宣传发动的一部分。

工作之余，他从丹麦的朋友那里读到了丹麦文的安徒生童话。

安徒生的原文给叶君健的心灵带来极大的快感与启示，让他大开眼界，明白了他原先通过英文和法文读到的那些安徒生童话，只不过是故事，失去了安徒生童话中的诗的意境和人生哲学。

联想到当时还十分贫弱的中国儿童文学，特别需要在借鉴中发展，他便萌生了翻译安徒生童话的念头。

这样，在剑桥居住的5年时间里，叶君健利用业余时间直译了安徒生的全部童话。

1949年回国后，正好新中国成立，叶君健觉得应该把安徒生童话介绍给新生的儿童文学，恰巧这时在文化生活出版社任总编辑的巴金向他约稿，于是便将全部译稿交给了巴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