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譬如,他认为我国儿童文学落后于世界的原因之一,“便是作家创作的第一动机不是从审美价值出发而是从社会价值出发”
,而我国的科幻小说之所以成为文学舞台上悄悄隐退的“灰姑娘”
,这“与我国全民的科学文化水平仍不够高有关,但更主要的还是我们的作家没有拿出真正有水平的作品来”
。
在童话形象的塑造上,他认为英国小说家福斯特在《小说面面观》中提出的扁形人物和圆形人物不能套用到童话创作上,指出“童话形象基本是扁平和微凸的”
,因为扁比圆更能调动儿童的审美热情和兴趣。
在他的审美视野里,我国张天翼的《宝葫芦的秘密》和瑞典林格伦的童话都被他称作儿童文学的典范之作,但同时又指出“即使是《宝葫芦的秘密》,用今天的审美眼光看,也因为书中的小主人最后都变成了模范儿童而嫌过于理想化”
。
因而,他“在肯定林格伦作品的进步性、教育性时,更要推崇她作品的娱乐性、游戏性”
。
对于自己的儿童文学研究,刘杰英在《儿童文学散论·后记》里有一段很好的自述,他说:“我只是一个儿童文学编辑,我从未企图去建构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
我对儿童文学的研究也许只可称为一种‘形而下’式的研究。
我只是在审稿中和阅读文学作品及理论文章时思考和研究一些问题。
我只是在工作和学习实践中发现问题后才去思考,于是愚者千虑便敷衍成一篇文章。
……我只希望这些自以为自圆其说的见解能对正在进行儿童文学创作和编辑工作的人有所帮助、有所借鉴。”
他这段话说得很实在,我们知道他对于儿童文学的议论都是在编辑实践中有感而发,这就非常可贵。
作为编辑,他既是作品的第一读者,又是对作品握有生杀大权的生产者,同时他又对出版界的态势即读者心理与书市行情最为了解,因而他最有资格来品评作家与作品。
他将自己的感性经验升华到理性的高度,不仅可以提高自身的理论修养,而且还以其独有的方式参与本学科的理论建设,大大拓展了理论研究的空间与深度。
我们相信,这些来自实践的真知灼见越多,我国儿童文学理论建设的步伐就会迈得更加扎实与稳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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