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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青年们（第12页）

但这对他还是不满意。

有一次，他竟要求每篇换一个抄写者。

我们是躲起来，不大交际的，那里来这许多抄写者。

这命令实在难于办到，而且连我也未必有功夫专门为他抄写文章。

先生很懂得人情，偶然叫我做些事，也斟酌情形才开口。

见到我忙了，他也会来帮我一手，所以他自己更不大肯差遣人。

如今我们都要腾出功夫来做抄写工作，而且做了还不合意，这有什么法子呢？先生的精神就是这样多方面被磨掉的。

后来他的稿子越来越多，让它积压太久又不大好，没有法子，请《自由谈》编者设法了：“‘此公’脾气颇不平常，不许我以原稿径寄，其实又有什么关系，而今则需人抄录，既费力，又费时，忙时殊以为苦。

不知馆中有人抄写否？倘有，则以抄本付排，而以原稿还我，我又可以还‘此公’。

此后即不必我抄，但以原稿寄出，稍可省事矣。

如何？便中希示及。”

二四、为社会造材

那么先生为什么这样不辞劳苦，愿为他“抄录”

呢？这因为凡有可造之才，不忍其埋没；且其人颇深世故，能言人所未言；孑然介立，还不失其纯洁。

若或稍加移易，积极为人，即社会的栋梁，故不惜辛勤设法，并非特有所私。

但因其文时多不平之语，或间略带讽刺，人又疑是先生所执笔。

在同年四月间，先生有给《自由谈》黎烈文先生函云：“‘此公’盖甚雄于文，今日送来短评十篇，今先寄二分之一，余当续寄；但颇善虑，必欲我索回原稿，故希先生于排印后，陆续见还，俾我得以交代为幸。”

“其实，‘此公’文体，与我殊不同，思想亦不一致，而杨公又疑是拙作，闻在《时事新报》（？）上讲冷话，自以为善嗅，而又不确，此其所以为吧儿狗欤。”

文章发表愈多，研究好奇的也多，如果真是先生一个人，诚然“思想亦不一致”

。

但先生并不做统制思想的工作，自己尽管有所不同，而他人另有所见，也未便埋没，故仍予介绍文稿。

此种苦衷，就是作者恐怕也甚不了解的吧。

编辑者也终于弄不明白，好像还来打听，先生回信告诉：“‘此公’是先生之同乡，年未‘而立’，看文章，虽若世故颇深，实则多从书本或推想而得，于实际上之各种困难，亲历者不多。

对于投稿之偶有删改，已曾加以解释，想不至有所误解也。”

二五、最后一面

文稿尽在为他介绍，但他来访的次数渐渐减少了，因为先生不大和他多所谈论。

即有所谈，也觉到微妙地相左。

如此陪客，确也很苦。

况且后来先生身体多病，又没有许多时候接见。

这时我的处境就很为难，客来总得先由我招待，接见与否，则禀承先生之意。

如果不打算见，我是很难为之说辞的，因为我晓得他的脾气，强见会不欢而散。

最后一次，“此公”

来了，我告以先生生病不见客，他一句不说就走了。

一刹那买一束鲜花直冲到楼上，令我来不及拦阻，他终于进来了。

先生似理不理地躺在藤躺椅上，这时我真无地自容，对先生，对来客，没有能够打开这僵局。

谁知这又是最后一次的相见呢。

他敬爱先生，先生是晓得的。

见面时无话可谈，原是思想的距离太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