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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君臣母子（第5页）

慈安太后转而严肃地说：“本宫靠你们在外头，你须任劳任怨，认真公事！”

鲍超惶恐回道：“仰体天恩，臣不敢有负委任。”

慈安太后最后问：“湖南尚有洋人否？”

鲍超回道：“洋人曾到湖南，因湖南百姓聚众一赶，所以最后并没有到湖南。”

从简短的对话可知，慈安与即将担当大任的鲍超只寒暄了几句，并没提及他去西南备战之事。

她知道慈禧召鲍超来所为何事，但她早已表明凡涉及朝政大事，概不过问。

这年夏末，慈禧突然得了一种呕吐不止、腹部胀痛的疾病，久病不愈。

宫中御医都束手无策，朝廷便以光绪帝的名义发了一道上谕，让各地火速推荐医术高明的医生前来京城为太后看病，越快越好。

李鸿章、李瀚章等人保荐了名医薛福辰，他不但医术高超，脑子也很灵活，把脉之后断定为孕后症状。

这个诊断结果让薛福辰大惊失色，太后已孀居二十几年，怎么可能怀孕呢，假如此时说出真相必定招来杀头之罪。

他灵机一动，只说老佛爷过于操劳，身体虚弱，湿毒侵体，导致腹痛呕吐，需要服用一些温补、舒筋活血的药。

但这个药方是祖上密传，不能外泄，从抓药到煎制只能由他一个人完成。

因为这样做有违皇室医规，所以他请李鸿章出面担保。

慈禧对李鸿章一向很信任，她心目中的“李大架子”

是个靠得住的人，于是答应按薛福辰所请照方吃药，几个月后病愈。

外界的人只知道她在经历一次“血崩”

后死而复生。

这病症或许是民间杜撰，但可以肯定这段时间慈禧在养病，且宫中留有记录。

光绪七年（1881）三月初六，时隔数月，慈禧在养心殿召集奕訢、宝鋆、左宗棠、李鸿藻、翁同龢、李鸿章、王文韶（5）等一帮满汉大臣议事，慈安太后也到场听政。

大臣们先讨论了曾纪泽与沙俄签订的《中俄伊犁条约》问题，然后商议甄选南洋大臣。

有人推举了曾纪泽，有人则认为曾纪泽资历不够，议来议去，始终没有结果。

慈安太后像往常那样只听不言，最后还是慈禧一人拍板，任命左宗棠为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

一左一李，一南一北，这是一个看似很合理的军事、外夷事务布局。

三月初十，宫中突然传出消息：东宫太后薨逝！

这个噩耗令朝野震惊。

军机大臣兼在总理衙门行走的左宗棠得知这个消息后更是非常惊讶，他捶胸顿足地说：“昨早奏对时，慈安太后还是清朗周密之态，哪像有病的人？即使身染暴疾，又何至于如此急速？”

当日午后，为慈禧治病并得到封赏的薛福辰去户部拜谒尚书阎敬铭（6），两人叙谈很久，到傍晚时分，一个户部司员进来说：“出城时，听城中宣传东太后上宾，已经让准备吉祥板（棺木）了。”

薛福辰闻言大惊道：“今天早晨不才还为太后请脉，只是小感风寒，肺气略微不舒畅而已，何至于下午就薨逝？或许是西太后病有反复，外间讹传，把东、西宫互换了不成？”

他以为是慈禧发病了，吓得魂不守舍。

慈安太后的突然崩逝，不仅让朝野上下感到意外，也让人疑窦丛生。

比如慈禧很宠爱的恭亲王奕訢之女、固伦荣寿公主便怀疑有人给慈安太后下毒，矛头暗指慈禧。

后来一些野史又牵扯出两宫太后近三十年的恩怨，把两宫之间的钩心斗角、争权夺利写得复杂曲折，让人真假莫辨。

其中，恽毓鼎的《崇陵传信录》影响甚大。

事实上，慈安和慈禧的关系一向比较融洽，并不存在不可调和的尖锐矛盾。

两宫听政的方式与顺治朝有惊人的相似之处。

顺治朝时哲哲（7）治理后宫讲求公平和谐，她诚心待人，宽厚仁慈，顺治帝即位后，被尊为母后皇太后，无徽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