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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君臣母子（第6页）

母后皇太后的地位远比博尔济吉特氏（8）的圣母皇太后高，但哲哲将精力放在管理后宫上，而朝中事务则主要由博尔济吉特氏掌管。

慈安与哲哲的品行做派和处事风格非常相似，仅管家事，少问国事。

慈安猝死之因，后世给出的科学解释多半为脑血管疾病急性发作。

当时的协办大学士兼军机大臣、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翁同龢是光绪帝的老师，他有写日记的习惯。

他在日记中便曾记载过慈安早期的一次发病，那是在同治二年（1863）二月，慈安二十六岁时，当时的病症表现为“有类肝厥，不能言语”

，与中风相似。

厥症表现为突然昏迷、不省人事、四肢厥冷，轻者昏厥时间较短，重者死亡。

当时因病情较轻，加上慈安太后正当盛年，所以很快便恢复了，但发生急性脑血管疾病的危险因素并未清除。

东太后慈安的突然离世，使慈禧的权力到达顶峰，她成为清王朝实质上的统治者，无人能制衡她。

3.改组枢、译两署

时光飞逝，一晃光绪帝已经即位十载，慈禧越来越感到一种莫名的压力。

慈禧一次次地问自己是什么让她心生烦闷，终于发现是时间在折磨自己。

眼看着光绪帝一天天长大，而她则一天天变老。

为此，慈禧从光绪帝即位开始就采取了一些非常不近情理的措施：颁布懿旨，晓谕天下，光绪帝生下皇子后，皇子将承继同治帝皇嗣，也就是说光绪帝必须以咸丰帝为父，认她这个姨母为母亲。

当然，要想让光绪帝心悦诚服地认自己为母亲，成为自己可操控的木偶，仅靠一份懿旨是不够的，她还必须与光绪帝建立新的母子关系，割断他与醇亲王夫妇的一切联系，将皇家的威严与亲情深深地烙印在光绪帝的心上。

光绪帝入宫第十八天，慈禧便以两宫太后的名义颁布懿旨，规定今后光绪帝身边的所有近侍，只能选用老成质朴的内监，但凡年少轻佻者，概不准服侍左右。

次年，光绪帝在毓庆宫开蒙读书，慈禧指派翁同龢为帝师。

翁同龢一面向小皇帝教授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今文经学中的“微言大义”

和积极进取的思想，试图为皇帝理清社会兴衰治乱的缘由，从而挽救民族危机及日益衰微的王朝；一面通过书房进讲，指导光绪帝学习批阅洋务折件，向光绪帝灌输社会变革思想。

但他的革新思想与恭亲王奕訢、左宗棠、李鸿章的思想有很大区别，他立足于传统文化，是从维护封建统治阶级利益出发的。

他的思想观点、行为做派让慈禧认定他是老成质朴之人。

而光绪帝不仅接受了翁师的思想，还接受了洋务派的思想。

在慈禧的精心塑造下，光绪帝表面上温和顺从，逐渐与太后建立起所谓的母子关系，但骨子里却很叛逆。

因为他只是一个傀儡皇帝，在他头上永远端坐着一个绝对权威——慈禧，他的“亲爸爸”

。

掌握了光绪帝的这一特点后，慈禧不得不示之以威。

据《戊戌变法资料》记载，“西太后待皇上无不疾声厉色，少年时每日呵斥之声不断，稍不如意，常加鞭挞，或罚令长跪；故积威既久，皇上见西太后如对狮虎，战战兢兢，因此胆为之破。

至今每闻锣鼓之声，或闻吆喝之声，或闻雷辄变色云。

皇上每日必至西后前跪而请安，唯西后与皇上接洽甚少，不命之起，则不敢起”

，可见慈禧在光绪帝心中已是绝对权威。

这也使光绪帝在成长的过程中，从未体会到帝王的尊严和君临天下的霸气。

入宫后，每逢慈禧在养心殿召见或引见臣工，他都必须到场，正襟危坐。

面对匍匐在地的群臣，发号施令的只有慈禧一人，他不过是慈禧案桌上的摆设罢了。

慈禧整天忙于政务，有意培养的亲情和树立的威严仅限于表面，光绪帝内心的真实感情，她很难了解。

随着年龄的增长，光绪帝越来越频繁地表达自己的主张，一旦亲政，还能否秉承慈禧的意志办事，连翁同龢都没有把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