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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第5页）

临安一吏人悯之，见其无钱，为代出赎之。

（《语类》一三八，一七[杨]）

朱子作其父《皇考吏部朱公行状》（《文集》九七，页18～28），在庆元五年（1199），那时朱子已七十岁了。

在那篇《行状》里，他有几处说到“君臣之义”

：

1.在前面总论里

又尝以谓父子主恩，君臣主义，是为天下之大戒，无所逃于天地之间，如人食息呼吸于元气之中，一息之不属，理必至于毙。

是以自昔圣贤立法垂训所以维持防范于其间里，未尝一日而少忘，其意岂特为目前之虑而已哉？……

2.在叙朱松再召人对时，说：

犹虑夫计划之间或未精审，无以服众心而成大功也，则又言曰，“人主操大权以御一世，必有所以虑此者有以切中于理，然后足以服天下之心。

是以无为而不成。

今万机之务，决于早期侍立逡巡之顷，未有以博尽谋谟之益，使其必当事理以服人心。

谓宜略仿唐朝延英坐论之制，仰稽仁祖天章给札之规，延访群臣，博求至计，然后总揽参订，以次施行，则政令之出，上下厌服，天下之事无所为而不成矣。”

……

3.后来朱松引去之前，又说：

……然天下之事每病于难立者，正以向一夫独见之言，而略众口异同之论，是以谋始太锐，而用计有未详也。

愿考汉廷杂议之法，自今发政造事，陛下既与大臣谋谟于上，又令卿士大夫有忠虑者亦得以自竭于下，然后总揽群策而裁处其中，将举天下之事惟陛下之所欲为而无不成矣。

……

以上三段，其后两段相呼应，而末段更明白主张“汉廷杂议之法”

。

此必是朱子晚年特别注意的一个大问题，无可疑。

[原注]以下是胡适在一九五七年八月初补记的。

在朱松的《韦斋集》里，他对于“汉廷杂议之法”

，“唐开延英”

，“仁宗天章给札之规”

，都说的更详细。

1.《论时事札子二》说：

仰惟陛下总揽群策，图济艰难，于兹八年，谓宜求所以深服天下者，莫若垂精延访，尽臣下之谋。

夫大昕之朝，裁决万机，侍立逡巡之间，虽有嘉谋至计，未必皆能罄竭以自效上。

唐制，天子间见大臣，辄开延英，坐论从容，数移晷刻。

仁宗皇帝庆历中，召大臣于天章阁，赐坐给札，使条具其所欲施行者。

是以个人得竭其所怀。

而反复议论之间，足以周知情实，曲中事机。

以至识虑之浅深，亦足以察知其才智之所极。

……窃谓今日宜修举延英庆历故事，时以闲燕博延群臣，必皆削去琐细无补，阔疏难行之言，而求所以安乱治乱之故，卓然可施于实用者，总揽参订，次第施行。

政令之出，上下压服，莫敢腹非而窃议。

……